这幅像是由无形之手精心摆放过的卷轴，以一种欲盖弥彰的刻意，展示了公使对于自己北京生活的想象，而摄影照片正以光滑平面的契约形式宣告了这种“占有”。真正掌控局面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站在偏后侧的一旁，漫不经心地扮演着旁观者的几位白人男性，他们斜睨着镜头，也监视着面前所陈列的人与物。
远离故土，加之身处陌生的环境，使摄影技术成为了平复异乡焦虑的一剂良药。至少在1900年6月，当意大利使馆成为最先被义和团烧毁的使馆建筑的时候，拉吉侯爵预先抢出了照片箱，随后逃亡至英国使馆避难。这个细节透露出，相片成为他想象自身与北京使馆生活的重要媒介。一个肩负训诫中国使命的外交官，如何在万里之外的北京，与这些下等人杂处？所有的答案都寓于这些照片之中。以当时的摄影技术来讲，照片的拍摄、存储相对复杂，因此盘踞在照片阴影中的仪式感较之今日也要强大得多。照相或者为了记录不同寻常的公共生活，如聚会，外出旅游，打网球等等，以形塑家人或者驻京外交官群体的记忆，或者是为了象征性地表现个人身份与处境。尤其当照片产生的语境，是将欧洲文明人的尊严，嵌入到中国的野蛮社会之中时，便会有额外的意义流露。外交使节和将军们有强烈的欲望借着照片来“说”些什么。以上所分析的这张照片还仅仅是属于在华“日常生活”的范畴，待到义和团的烈焰席卷而来，使馆区的高等文明，这种面对中国——无论是拳民还是高大幽深的城楼——的焦虑便以照片为载体，透过矫饰的动作和布景传达出来。
按照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的说法，摄影技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各种各样的惩罚行动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出现在欧美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以及画报上。就画报来说，它们所登载的不仅有绘画和用照片做成的雕刻印刷品，也有照片本身……得益于照相机的使用，1900年的军事行动把惩罚行为转变为一种权力的表演，一个欧洲观众也能够观看的宏大场景。”从许多战争爆发后所摄的照片中，我们可以读出浓重的“权力表演”意味。其中一张或许已经广为人知，照片题为“八国联军总司令阿尔弗雷德·瓦德西，穿着冬装与两个德国卫兵在天安门前摆着姿势留影”：其背景是满目疮痍的天安门，墙体上密布着弹痕，大块大块的砖石剥落。雄浑静默的城楼上空无一人，这座当时人眼里“血红的高墙”如刚死去的废墟，带着尚未远去的森严与巍峨。镜头的正前方，两名穿着厚重冬装的卫兵分列道路两旁，直视镜头，而瓦德西将军骑在马上，与城楼平行，因而只能看见他的侧脸。他的头部刚好与天安门中线所穿过的那扇城门重合，由于视线所造成的错觉，仿佛嵌在其中似的。两名卫兵或许由于级别较低的缘故，所穿的并非那种双排扣的有着硬领的紧身军服，而是类似于左衽的大衣，脚上的棉靴大得惊人，丑陋笨重。然而这一刻，他们既是这片禁区的冒犯者，也是唯一被强权法则获准进入的“人”。至于瓦德西将军，则洋洋自满于立马横在天安门前的姿势，他都懒得与数十乃至百年后的观影者对视，接受他们的崇敬或者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