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记载，汤尔和回忆“3?26会议”时说：“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
胡适虽然也承认陈独秀嫖妓，但认为这只是“私行为”，而捍卫北大的新思潮则是“公行为”，两者不可混淆。他又责问：“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
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3月26日的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也会离职而去。不难看出，胡适的辩解有些道理却不够完满，汤尔和的假设看似周全却避重就轻。很显然，胡、汤二人评价“3?26会议”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离开北大，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而作为教育界名流，汤尔和则一直在坚持“为人师表”的道德原则。
胡适还认为，那一天晚上的会议“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如何评估这起北大“教授嫖娼案”，却成了一道悬置了近百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