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才华很快就在燕大展露出来，受到了广大学生的一致欢迎，但燕大是一所教会大学，有着与东方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理念，钱穆感觉很不适应，便在一年后辞职回到了南方。见此情形，顾颉刚教授再次鼎力相荐，1931年3月18日，他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极力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言辞真挚恳切：“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尽管钱穆当时还没什么名气，但因为有了顾颉刚的鼎力推荐，胡适便欣然同意，于是钱穆得以进入北京大学执教。
季羡林先生是经过陈寅恪的推荐进入北大当教授的，1945年，季羡林结束了长达10年的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听说陈寅恪正在伦敦治病，便写信问候并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陈寅恪收到信后，便回了一封长信鼓励季羡林，而且把他推荐给了北大校长胡适。当时的季羡林，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毛头小伙子，如果没有陈寅恪的推荐，他是很难有机会到北大任教的，但因为有了陈寅恪的推荐，便一帆风顺地进入到北大当了教授。
季羡林非常感激陈寅恪对自己的提携和帮助，在晚年，他曾深情地回忆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此外历史学家张荫麟也受到过陈寅恪的推荐，陈寅恪欣赏张荫麟的才华，便给主管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写信推荐张荫麟，他在信中写道：“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陈寅恪还向北师大史学系主任陈垣推荐过吴其昌，并在信中为吴其昌担保：“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后来，张荫麟和吴其昌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与陈寅恪当初对他们的推荐是分不开的。
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了陈独秀，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了刘师培……这种举荐风气，帮助一个个大师级的人物脱颖而出，终于开创了一个学术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