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京都从早晨开始就闷热。真下和平日一样，吃了配有豆饼汤的早餐，穿上战斗服，戴上战斗帽，打上绑腿，骑上自行车来到川端警察署。就在前一天的8月14日下午，他被喊到京都府厅特高科的办公室，平日高高在上的特高科长嘟哝着对他说：“快要输给你们了。”他离去的时候，科长还送给他战时定量配给的酒票和烟票。当时他就知道日本战败了，并且预感到第二天天皇的“玉音放送”是宣布日本投降。8月15日这一天，他要在对于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川端警察署听“玉音放送”。早在昭和元年的大学预科时代，他就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夜里与同学一起大声唱歌而被关押于此。
川端警察署特高科办公室里，真下所认识的警察都到齐了，静候“玉音放送”的开始。天气炎热，但警察们穿戴整齐。不过，他们满脸狐疑，气氛有些别扭。和普通日本民众相比，这些身份特殊的警察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能够推测出“玉音放送”的内容。一会儿，广播从时事报道开始了。警察们和真下都对着收音机肃然站立。天皇的“玉音”夹杂着“吱—吱—”的杂音，而且使用的是文言，非常难懂，但是意思很快就明白了：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玉音放送”结束，沉默充满了整个房间……
黄昏，真下又来到下鸭警察署前。在炎热的黄昏，他看到白色的烟柱从警察署的低矮建筑物里升起。出于好奇，他走进了警察署的院子。原来是警察在焚烧文件——许多和“思想犯”有关的文件：衣襟上别着番号的嫌疑人照片，正面、侧面的都有，按着指纹的纸张，文字材料等等。他立刻明白了，那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警察在销毁对人类所犯罪行的证据，在可以预见的“进驻军”到来之前将证据化为灰烬。他感到了军国主义权力的卑劣与脆弱。前文石川光男的文章也曾写及西贡日军的焚烧文件，可见销毁罪证是8月15日这一天某些日本人的主要工作之一。
当天晚上，真下信一从所有的紧张和委屈中解脱出来，在相隔很久之后第一次享受明亮的灯光。本来，由于防止空袭和灯火管制，已经很久没有怀着从容的心情享受明亮的灯光了。事实上，正是从8月15日这一天起，日本平民从死亡的威胁中解放出来。当天美军终止了对日本本土的攻击，许多满载弹药的飞机在飞往日本途中奉命返航。
1945年8月15日，不同的日本人是怀着不同的复杂心情度过的。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和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发生着密切关联。军人发狂、绝望，平民叹息、解脱，一直与军国主义做斗争的人们则感到快慰与欣喜。真下信一在这一天特意去警察署，也是用特殊的形式向军国主义国家机器示威。
当天，日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昭和天皇的“玉音”，但日本的战败与投降却被涂上了悲壮的色彩。《朝日新闻》在头版使用了“大诏颁发、战争终结”的通栏大标题，回避了战败的事实，头条新闻为“天皇对新型炸弹之惨祸怀大慈悲／帝国接受四国宣言”，美化了战争的直接责任者裕仁天皇。《京都新闻》当天为“玉音放送”紧急发行的“号外”的头版是“为万世开太平”、“呜呼！一亿恸哭”、“痛饮万斛泪、开拓忍苦之命运”之类的表达。对于甲午战争以来疯狂地对外扩张、具有半个世纪军国主义历史的日本人来说，在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不可能认识八·一五的意义。8月14日晚上将于次日播放“玉音放送”的预告发出之后，不少日本人甚至认为是鼓励本土决战。对于八·一五意义的认识需要时间。事实正是这样，八·一五成为战后日本的一个重要认知对象。福岛铸郎为其所编《八·一五终战》（“目击者叙述的昭和史”第8卷）所写的序言题为《作为负的象征的八·一五》。他在这篇序言中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并非仅仅具有枪声停止、战争结束的含义。它具有作为始自昭和二十年年初的东京大空袭、冲绳的悲剧、原子弹袭击、接受《波茨坦公告》、联合军进驻、签署投降书、逮捕并判决战犯、军人与平民的自决权、返回化为焦土的日本本土等负的象征意义。”曾任大阪府知事的法学家黑田了一指出：“八·一五是日本国体变革之日，半封建的君主制国家向新的国民国家、文化国家、和平国家转变的历史纪念日。”这类观点在日本人中具有代表性。但是，八·一五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由于这个日子对于解释20世纪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特殊性，不同的研究者能够从中发现不同的意义，就像同一场“玉音放送”在不同的日本人听来效果和反应大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说日本的昭和时代是从抛弃“光文”这个错误开始的，那么可以说，从昭和20年（即1945年）8月15日开始“昭和”一词的意义开始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