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雍正执政时期存在的朋党之争
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也存在问题。从制度上看，人治管理，终究不是善政，许多弊政无法割除。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欧阳修，认为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欧阳修还活着，“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决心可谓极大。但悲哀的是，在其执政后期，鄂尔泰在地方上功绩日益卓著，入职军机处后，位于久历枢机的张廷玉之上，张廷玉虽主缄默，但也不甘心，导致乾隆初期满汉官员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党。雍正在执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却出现朋党萌芽，这是历史对他的嘲弄。雍正元年六月，曾要求内廷太监，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疾走过去。同年八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无奈执政后期，太监仍出现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与庄亲王允禄“并坐接谈”。一次苏培盛吃饭，见皇子弘历、弘昼到来，竟邀请他们并坐而食。以上两件事，充分反映出人治无论多么严密，如何事无巨细，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本书在史料上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刊印的雍正朝朱批奏折使用不多，这些是最原始的档案文献原件。而对隆科多能否成为托孤忠臣，可以武力压制皇子，隔离康熙，杨启樵教授在《雍正篡位说驳难》开篇一文做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明确否定了这种判断，可惜本书没有利用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以上两点是稍许的遗憾。当然从一部学术传记角度看，本书基本完成了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任务，即“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