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皇帝四处张罗、寻找不死灵药的人；那些宣告国家已不存在危险、唯一的威胁就是北方匈奴的人；那些替他在各地驱赶劳工、大兴土木的人；那些平日对他百般逢迎但等他一死就即刻谋害太子、骗取军权的人；那些为他兢兢业业撰写诏书、法律，转过头来又与阴谋者合作的人……
陪同他沉醉的所有人都在一个“祸起萧墙”的历史剧中完美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如果说老天非想让秦朝垮台是缺乏证据的，但从管理的角度去看，它的每一环节都职能败坏、每一主要成员也已道德沦丧——“事去雄猜终束手，运穷付托况非才”，如此政治，倘若不垮也是“天理不容”。
“祸起萧墙险难恃”。秦朝的结局恰好也说明了，一个建立在以强制服从为基础的组织制度，其实竟是多么脆弱和无效。在它的内部，连最起码的认同感都不可能培养起来。不仅基层到处都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例子，各级干部中间，也充满玩弄权术、贪赃枉法到了连死都不怕的地步的人。又经过了无数次战烟滚滚、征马萧萧，在秦朝灭亡上千年后，到金朝人高宪寻访长城古迹的时候，仍禁不住切齿痛骂秦廷的那些以指鹿为马而臭名遗世的不称职的“奴才”：
……岂知亡秦非外兵，宫中指鹿皆庸奴。
骊原宿草犹未变，咸阳三月为丘墟。
黄沙白草弥秋塞，唯有坡陁故基在。
短衣匹马独归时，千古兴亡成一慨。（《长城》）
历史上的金朝，也是一个崇尚强制而管理混乱的政权。诗人为什么要“短衣匹马”独自来满怀苍凉地登高吊古？人们或许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