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亮出了最后的底牌：“张学良之释放，仅可能在蒋总统亲自颁发手令的情形下实现。据称：李宗仁正计划派遣特别代表一人赴奉化，与蒋总统会商此项问题。”(《申报》1949年2月17日)而到底有没有派“特别代表”，会商结果怎样，都无从知晓。
17日以后，喧闹一时的释张问题在报纸上已找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新闻。《申报》在18日还颇有意味地报道了中共的广播指国民党方面的释放张学良为“滑稽剧”。“过去一个月中之各项发展，显示李代总统于上月二十二日所宣布之和平措施毫无价值，因李氏之命令现并未为人遵行。”“释放张学良及杨虎城之命令为‘滑稽剧’，盖命令未曾遵行，李氏私人代表赴台后，亦未能加以执行。”
以上史实说明：第一，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发布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及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被封之报章杂志等命令，并非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意与潮流，有其可取之处，这也是他日后回归大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二，实际上，陈诚对张学良有恻隐之心，对释放张学良也持赞同态度，但为蒋所阻；第三，当日的国民党政权，是地道的独裁体制，实权仍操纵在下野的蒋介石手里，所谓下野，只是一种处于劣势时惯用的政治手段。由于蒋的顽固坚持，代总统李宗仁显示和谈诚意的一些举措根本无法实施，也与当时的舆情、民意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