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袁世凯洪宪帝制开启的标志，筹安会的成立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在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多可寻绎。据记载，当1916年各省反对帝制声势急涨之时，袁世凯已开始与身边亲信几次密商取消帝制。就在发布退位申令的当口，袁氏几经犹豫反悔，诸妃、长子更是纷纷哭谏，吁请坚持到底。袁长子克定在最后的恳请书中，开首即言：“由筹安会发生以来，讫于今日，已历七阅月矣。”(许指严：《新华秘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161页)民初久处京师、对洪宪史事颇多闻见的革命元老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也多以筹安会的发生作为袁氏帝制活动大肆开始的标识。此外，曾担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麐在为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所作的志语中，也以筹安会事起作为其洪宪帝制经历的开始(《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江东阿斗志)。
筹安会的缘起
因此可说，袁世凯洪宪帝制的由来也就是筹安会的起源。不过，记载追究袁世凯清末民初的称帝野心由来的正史、野史、秽史，以及各种掌故、笔记层出不穷。翻开这些记述，张一麐的记录最为笔者所相信。张氏自清末便担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深受亲信，但在袁世凯帝制最火热的关节，张氏一反众人的阿谀攀附，力劝袁氏勿跳火坑。加上张氏为人正直清醒、忠义双全，故其留下的种种笔记和回忆可以看作当时的实录。
而刘师培与本文三位人物，均为早年革命阵营中鼓吹践行之辈，因此显得转变最大。但刘师培在清末因革命被逮后，则已明显委顿，帝制期间也多迎合之举。至于孙毓筠、李燮和与胡瑛三人，则因参与筹安会被讽刺为“两截人”(天忏生、冬山合编：《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上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20页)，所指责的即是几人在共和与帝制之间的前后自我否定。三人作为曾经的革命功臣，在革命后的短短几年间极速地“堕落”，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是万难被宽宥的。但其前后反覆的缘由，一面是三位人物在民初革命成功之后的不得志和落寞，是原革命党内部分而又分之下的矛盾体现。一面实则是清末倡导立宪和共和的知识人，在民初亲身缔造和经历之后，原本共和宪政理想破碎的深刻反照。筹安会“六君子”在民初的变与不变，正是反映了彼时几类上层知识人政治和思想变与不变的逻辑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