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是清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强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
直隶总督谭廷襄吓得魂飞魄散，主张彻底投降。
十二日，他向咸丰帝奏称:“统观事势，细察夷情”，“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
十四日，英法联军驶抵天津城下，英、法公使通知清政府另派头品大臣二员速来津共议，否则先取天津，再攻北京，两日以内，听候回音。
十六日，清政府急忙派大学士桂良(1785—1862)、吏部尚书花沙纳(1806—1859)为全权大臣，驰往天津向英、法求和。
十八日，额尔金、葛罗乘炮艇抵天津，普提雅廷和列卫廉乘俄船“亚美利加”号同至。当即照会清政府，钦差大臣必须有“全权便宜行事”衔名，否则仍需进京。
二十日，清政府命桂良、花沙纳便宜行事，从权办理。
二十三日，前此两天赶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纳就和额尔金在城南海光寺初次会见。
此后在谈判过程中，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委派随员威妥玛(1818—1895)、李泰国(1832—1898)和马吉士办理实际交涉，以李泰国为主。他是上海海关的英籍职员，同中国官员曾有频繁接触，此次充当英法联军的中文翻译与谋士。
在谈判过程中，他以战胜国发言人自居，恃强要挟，态度蛮横，对桂良、花沙纳耍尽了威吓流氓手段。
在谈判中最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头痛的是外国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得入内地游历传教等条款。因为这些将会影响到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咸丰帝一再讨价还价，不肯让步。有时甚至想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势须与之用武”。
桂良、花沙纳对咸丰帝的苦衷虽然十分了解，但他们畏敌如虎，向咸丰帝奏称：“战之不可”，“战则必败”。由于此时清朝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太平天国起义，而不是外国侵略者。
因此在对外战争中所调动的兵力，不是主力，而是边远的军队。
既然如此，那么在英、法联军的胁迫下，最终不得不屈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