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内的景象，都随空袭改变了形态，没有了以前的繁华景象，留下许多残垣断壁。“城市的公共设施被炸毁了，如果需要，就建简易的夹壁墙。而机关、银行、公司和商店，也改订了营业时间，从上午7点到10点，下午4点到晚10点。”徐光煦说，“往日热闹的娱乐场，由于长期顾客十之八九已经疏散到郊区，戏院和影院莫不门前冷落，车马星稀。”
尽管生存艰难，但日军的轰炸却没有打垮人们的斗志。“今天这里被炸了，只要没有被烧毁，比如百货商店、餐厅甚至火锅店，第二天就会挂出一个‘正常营业’的牌子。”徐光煦说，轰炸过后由于电力系统受损，城里往往漆黑一片，很多百姓就把自家的煤油灯放在家门口，方便过往行人和救援队通行，“这在当时被称为‘太平灯"。
南岸慈云寺的主持和僧侣自发组织了救援队，出生入死，奋勇抢救，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宗教救援会。“还有很多到城里做工的人，包括挑夫、茶帮和运帮，也自发地参与到各种援救当中。当时有一支英雄消防队救援很得力，国民政府给每人奖励了30元，他们后来却又返还了一半的钱给政府。”
“重庆是个雾都，一般来说每当秋天过后雾季到来时日军没法来轰炸。重庆文化界就办了一个雾季艺术节，演话剧、放电影、唱歌跳舞来宣传全民抗战，并募集资金捐到前线去。”《蒋碧薇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那种生死俄顷的当儿，居然有人幽默地提出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口号，传诵遐迩，人人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就是当时的实况写照。
随着抗战形势的明朗和日军的节节败退，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的轰炸持续到1944年底终告结束。“重庆大轰炸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200余次，出动飞机上万架次，炸死2.3659万人、炸伤3.1072万人，伤亡人数总计5.4731万人，财产损失无计其数。”在潘洵看来，这段历史需要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