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班勇保护了边塞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他撰写的《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写《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依据。
《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绫。”有研究者称：文中提到的蒙奇、兜勒是两个地名，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这应该是东方大汉帝国和西方罗马帝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而罗马境内使者东来洛阳的路径就是丝绸之路。
隋、唐均曾以洛阳为都。据《隋书》等记载，隋初，因突厥、吐谷浑“壅遏，故朝贡不通”。大业五年(609年)春正月，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所部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降隋。隋以其地置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发人戊守，进行屯田。隋炀帝此举，对于打通和西域的联系，保障丝绸之路畅通都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交流，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
据东汉末年牟融所撰《理惑论》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飞在殿前。他询问群臣，傅毅回答：天竺国有得道者，号曰佛，正如您所梦见者。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出使西域，在大月支(今阿富汗至中亚一带)写得佛经四十二章。当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佛寺，又于南宫清凉台、开阳门、显节陵上作佛像，“学者由此而滋”。另《高僧传》还有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印度高僧随同东来的记载。这便是中国第一次“西天取经”，所修佛寺就是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神龟元年(518年)，住在洛阳闻义里的宋云与比丘惠生，由京城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出使西域，拜取佛经。正光三年(522年)宋云、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阳，他们取回大乘经典170部，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至唐代，洛阳人王玄策曾先后三次出使印度。其中第三次出使印度是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当时唐高宗住在洛阳，王玄策等奉旨去印度送袈裟。在显庆五年(660年)，他们曾在印度参加摩诃菩提寺举行大法会。返国后，王玄策到东都洛阳，并把从印度取回的弥勒菩萨新样供奉在洛阳敬爱寺中。麟德二年(665)，王玄策于龙门石窟宾阳三洞之南洞敬造弥勒像，并留下造像题记。
从王玄策所行路线看，可以说明唐王朝与印度之间有另一条通道，即由唐蕃古道经尼泊尔进入印度。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丝绸之路是一条合作之路，友谊之路，共赢之路，它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