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沙皇俄国背信弃义，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进一步提出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的“七条”要求，强迫清政府接受。清政府被逼无奈，欲与沙皇俄国缔结《中俄密约》。岂料《中俄密约》尚未签署，其详细内容即通过新闻媒体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一壮举的爱国者名叫沈荩。
沈荩(公元1872～1903年)，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史载，沈荩“性直倔强，雄于胆略”。维新变法期间，沈荩积极主张变法，认为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效。他和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次接触，交往密切。维新变法失败后，沈荩留学日本，其政治态度也迅速由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
1900年春天，沈荩由日本回到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共同组织革命组织“正气会”，随后又更名为“自立会”。沈荩任自立会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自立会以汉口为中心进行革命活动，公开宣布“我等认为满州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谋求“新造自立之国”。自立会还建立了以会党群众和清朝下层士兵为骨干的“自立军”。自立军共有七军，湖北新堤为右军，共有6个营，沈荩为右军统领。7月24日，沈荩携带花银二千余元赴新堤，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研究部署在新堤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宜，并决定在8月15日举行起义。
三天后，沈荩得知汉口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主要领导人殉难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表示“继续已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志愿”的决心，会议决定提前举行起义。28日，“右军所部起事”。当天晚上，新堤卫队营偷袭清军水师营，各地自立军二千多人纷纷响应，自力军的黄绫旗“插遍全市”。
起义失败后，沈荩辗转来到上海，随即他又悄悄地潜入北京、天津等地。在天津，沈荩受聘为“报馆访事”(即今天的记者)，同时兼任一家日本报纸的通讯员，开始以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反清活动。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控制时期，由于沈荩擅长交际，又有政治眼光和新闻敏感性，很快便与八国联军的部分将士混得相当熟悉。北京各界名流听说沈荩认识许多外国朋友，纷纷前去巴结。为了从这些贵族口里打听到有用的信息，沈荩尽量和他们把酒言欢，虚与应付。
1903年，沈荩从贵族口中得知中俄两国要签订密约的消息后，决心在签约之前把密约内容昭示天下。经过多方努力，沈荩最终通过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搞到了《中俄密约》草稿的原文。沈荩迅速将《中俄密约》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新闻西报》收到后当即原文刊登。随后，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为此出了一期号外。
《中俄密约》的内容公之于众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进一步促进了全国范围内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清政府则陷入了非常难堪的境地。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中俄密约》泄密后，清政府立即派人全力侦察密约泄露的原因。此时的沈荩非但没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联络李莲英，干掉慈禧太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旗人庆宽和前翰林吴士钊。哪知庆宽和吴士钊得知沈荩的想法后，深感不安，决定联合向慈禧太后告发沈荩。1903年7月19日晚上，毫无防备的沈荩在北京寓所里被捕。
沈荩被捕后，知道清政府绝对不会放过自己。遂做《绝命诗》四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1903年7月31日(阴历六月初八)，刑部大堂8个狱卒手拿特制的大木棍，准备行刑。沈荩面对狱卒，大声说道：“快些了事!”于是，8名狱卒轮流捶打沈荩的四肢和背部，时间长达4个小时之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横飞，“骨已如粉”，其状惨不忍睹，但沈荩自始至终“未出一声”。这时，堂司以为沈荩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想这时沈荩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速……用绳绞我……”见沈荩还没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
沈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殉职的新闻记者，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