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
北京政变完成了辛亥革命“赶走皇帝”的未了任务，铲除了封建帝制复辟的祸根。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随即对故宫历代文物进行清点、保管，不仅连根铲除了封建帝制，而且对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历史珍贵文物也有重要意义。
其次
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北京政变导致曹锟、吴佩孚政权的垮台，直系在北方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吴佩孚主力被歼，只率2000多人南逃，其“武力统一”的图谋化为泡影。尽管政变后政权落到段祺瑞手中，但冯玉祥建立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京及其外围驻有重兵，使段祺瑞政府不仅难以巩固政权，而且不能有所作为。这种形势不仅有利于北方革命的发展，也有利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巩固。
第三
北京政变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民权运动的兴起，为争取国民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但由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势力较强，又高喊“武力统一”，使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得实现。北京政变以后，直系政权垮台，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是。中共再次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召集“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北上。孙中山行前发表《北上宣言》，沿途广为宣传，使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性运动蓬勃展开。
第四
北京政变不仅有利于北方革命形势的高涨，并对以后的工人运动和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改组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从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军，纪律较严，政治上倾向革命。他们在北京有时以“维护秩序”为名，保护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关系，营救“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恢复失业工人的工作，恢复铁路工会。所有这些为工人运动由“二七”惨案以来的低潮走向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高潮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在北伐战争中，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平定陕西，南下河南，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