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冯玉祥将军1936年元月六日就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后，其办公厅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头条巷24号(20世纪90年代拓宽龙蟠路时，此巷已不复存在)。当时，何应钦命宪兵司令谷维伦，派宪兵连长甘自励率宪兵“保护”冯玉祥将军的官邸和住所。明曰“保护”，实则是软禁和监视。本来，冯玉祥将军是自己带了卫队从泰山到南京来的，卫队长就是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葛效先。由于工作上的关系，要经常和甘自励打交道的，就是葛效先和尹心田(时任交际课长)、王华岑(时任警卫参谋)、周茂蕃(时任警卫参谋)。这几位都是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多年的中共秘密党员，他们本来就对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宪兵很反感，更由于他们都清楚知道甘自励来的目的和任务，因此，即使同他打交道，对他的态度也较冷淡。这些情况，冯玉祥将军都看在眼里。
一天，冯玉祥将军特地将葛、尹、王、周四人找来，亲切地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对宪兵是有看法的，也知道他们来就是何应钦派来监视咱们的。但是，咱们到南京干什么来了?咱们不是来做‘官’的，而是要团结一切人去抗战。宪兵虽然招大家讨厌，但你们应该想到，宪兵首先也是中国人，他们大部分也是爱国的。咱们要团结他们，主动和他们交朋友，促进他们抗日。你们以为我不了解我的‘老弟’蒋介石吗?你们以为我不了解汪精卫、何应钦吗?咱们来就是要用行动影响他们，就是要用行动打击投降派。咱们团结的人越多越好。所以，你们以后在和甘连长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从那以后，这几个人，特别是葛效先，主动接近甘自励，同他交朋友，并常借工作之便，同他谈心，“润物于无声”。冯玉祥将军也曾在百忙中和甘自励聊过几次天。慢慢地，甘自励对冯玉祥将军的态度开始转变，从警惕到同情，从同情到敬重。
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向主张对日妥协的何应钦，一下子变成了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主战派”，他认定冯玉祥将军是张、杨的同谋。加上冯玉祥将军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了何应钦的死对头。所以，何应钦先是把“军委会”搬到自己家里办公，让身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无公可办”;接着，又全面封锁冯玉祥将军的通讯联系，甚至要机要部门将张、杨发给冯玉祥将军的一切电报、材料等先交给他“处理”。这还不够，何应钦又秘密调动人马，在正对冯玉祥将军办公厅大门的一座楼房里(位于今熊猫集团总部大院内)和头条巷的南、北出口，设置秘密火力点，配备了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准备在必要时，将冯玉祥将军和他办公厅的其他人员“一锅端”。
甘自励知道这些情况后，冒着自己被撤职查办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立即将这一绝密情报告诉了葛效先。就在此时，一位在何应钦身边任参谋的、冯玉祥的远房侄孙女婿，也给冯玉祥将军送来了内容相同的紧急情报。
当时，驻扎在长江北岸瓜埠的部队，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梁冠英属下的一个团，团长曾纪瑞，是冯玉祥将军从“学兵团”中培养出来的老部下。中原大战时，曾纪瑞随梁冠英一同投蒋。可巧的是，尹心田当年在“学兵团”就认识这位“老战友”。当时住在中山陵园内的冯玉祥将军(住韩复榘公馆内)，连夜命尹心田从草鞋峡过江，找曾团长联系;尹未敢对曾团长说出实情，而是说：“副委员长准备举行夜间渡江演习，要经过你的防区，请你准备一下”。曾团长听说老长官要来，非常高兴。尹还特别交代这是“秘密行动”，不可外传。曾团长当时哪里知道，这正是冯玉祥将军准备紧急撤离南京的“秘密计划”呢!
幸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6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何应钦的毒辣阴谋才未得逞。
笔者注意到，在笔者阅读过的所有有关当事人谈及当年这段历史的回忆文章或文献中，没人提起过甘自励这个人。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把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况留给后人。甘自励虽身为宪兵连长，但是，他不顾自身危险、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救冯玉祥将军的事迹，是绝对值得称赞的。
当年，冯玉祥将军本人对甘自励也是心怀感激的。西安事变后，冯玉祥将军于1937年3月回安徽巢湖老家视察时，还点名请甘自励连长带宪兵“沿途保护自己”。他已把甘自励当成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