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诱惑，骆秉章态度鲜明地说：公事公办，足色足秤上缴，我当然不挑剔;若以少充多，银色低潮就要挑。骆说到做到，有一次到库内抽查，发现有名库丁以拿错砝码为名将收的银子多算了十余两，当场将该库丁重责了四十大板。
骆秉章在严厉查库的同时，也洁身自好，每月在库只收饭食银38两，甚至在年中，也将所得的饭食银分100两给车夫和跟班，严格管束下属在库内捞取好处。
军机大臣潘世恩是骆秉章的恩师，潘的儿子为亲戚捐个小官，其家丁和银号的伙计携银800两上缴，被骆发现短缺25两。骆告知家丁：银子还差25两，必须补足，不然只好由我代补。次日，潘家只好补足欠银。这种情况让大家看傻了眼，这骆老爷如此认真查库，我等难于舞弊呀。潘相是他的老师，他都不徇私情，更何况他人?
在骆秉章的严厉监督之下，库丁无法以少充多，也不能用成色次的银子充好，当然也就无法收取贿赂。被挡了财路的库官们决定到上面活动，将骆弄走。他们想出的方法竟然是花钱让骆秉章升官走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好有不负责查库的京畿道监察御史的职位空缺，于是库官联络银号四五人竟凑了7000两银子到骆的上司副宪大夫、左副都御史帅承瀚家打点，想让骆能上位补缺，好在被其家人察明来意，轰出门去。
此事一经传出，骆秉章查库的廉洁事迹比现在的专场报告会还来得快，一下子就在京城传开了。后来荣禄外放山西大同府伊，此人是大学士穆彰阿的一个晚辈亲戚，他向穆中堂辞行时，穆很担心地说：你出库以后，银库的事情我一无所闻，实在不放心。荣禄说：中堂且可放心，现在骆御史查库事事认真，又不收陋规，库丁都怕他，他在银库不会有事的。穆彰阿说：四两平都不收吗?荣禄说，不收。穆彰阿感慨万千，说：此人是我门生，真是个体面之人。从那以后，穆对骆更加器重。有一次他召见骆说：你查库真超前绝后，我必让你再留三年，于大库有益。骆笑曰：此地一年已难办，再留三年，恐无活人矣!从两人交谈中可以看出，穆彰阿其实也深知国库的积弊，那就是库官、御史徇情受贿，中饱私囊的事实。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国库被盗终于案发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库丁张诚保之兄张亨智想为其子张利鸿报捐知州。农历十一月初二，张家人将银子共11474两分装11袋送至户部。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才轮到张家交银。张诚保在银子上秤、验色等过程中，先是将第2袋误报成了第3袋，见没其他人注意，便继续蒙混。在收第7袋时，他便报为第10袋。等全部手续完成后，便少收了4袋银子。当张家人想将银子悄悄带出库门时被库丁们发现，大家先是上前索分，继而哄抢。赃银分完后，当天没上班的库丁以及银号相关人等便到张亨智处，以举报相要挟，意图敲诈，但被张喝骂而出。于是这帮人联名到衙门控告，最终引发了道光年间国库被盗大案(或称户部亏空大案)的导火线。
由于案情重大，此案直接上报了道光皇帝。道光帝不笨，立马想到“此等积惯舞弊之人恐盗用已不止此一次”，于是“钦派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多年捂着的盖子终于被揭开，史载“道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
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惟勤向道光帝详细汇报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经查对户部送来的账簿，以及到实地盘点清查，发现银库亏空严重。账面结余应为1218万余两，但实存白银却不足293万两，即是说短少或被盗之银达925万两以上。
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几乎把道光皇帝击倒。血淋淋的事实就差没把他整出个抑郁症来。此时的道光帝已经62岁高龄。他执政面临的最大内忧就是财政问题。鸦片战争用尽了国库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在和洋鬼子开战的同时，黄河也不争气，连年决口。堵决口，赈灾民，道光帝又把2300万两白银扔到了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