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原来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告诉西方人一件重大的事实：“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但这样一种被利玛窦赞美的科举制，却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科举后才四个月，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便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科举制才废除五年，曾以废除它而自豪的梁启超就后悔了，转而称赞“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说废除科举是因噎废食、大错特错的一件事。他甚至主张恢复科举：“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国学大师钱穆也认为废科举是件昏头大错事。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一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直是一件可诧怪的事。”他还说：“清末人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铸成大错。”最欣赏科举制度的似乎是留居中国的英国人英格尔斯：“也许是他们(指中国)所创造出来的唯一值得保留的制度。”另一位观察家默德赫斯特评论科举制说：“该制度是真正值得赞赏和模仿的。”
自隋朝(公元606年)开始，经过整个唐朝的补充和完善，中国建立了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最科学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并以此影响着教育和整个社会。科举制度的创建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平民社会向豪门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成功实践。隋唐科举的创新意义和价值，是可以与西方的汉穆拉比法典、英国的大宪章、欧洲文艺复兴比肩的伟大创造。
“科举政治”造就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特点。他们把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看作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崇高目标。从而逐渐形成了士阶层心忧天下、以天下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秘密武器”之一正是遴选人才的国家考试制度。古代贡院的匾额上往往写有“为国求贤”的字样，这与现代国家对人才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时代与科举制度一起消亡了。有论者认为，只有把旧制度的魂招回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祖上并不是那么的落后，才知道我们的历史并不是那么一文不值，才知道我们也可以为人类新时代的制度建设做出相当贡献。
其实，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据考证，在漫长的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都有过科举生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科举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通过科举而施展才华，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现在关键是，1905年废除了科举以后，我们举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