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省份名称，许多是以名山大川命名，彼此不乏对应的称呼。譬如太行山分隔开“山东”、“山西”，黄河区分了“河南”、“河北”，连洞庭湖南北也有“湖南”、“湖北”，但偏偏作为国内第一大河的长江，因之命名的只有“江西”，却无对称的“江东”，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大变小的“江东”
“江西”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初政区实行州、县二级制，由于州的数量太多(达300多个)，中央政府管理起来很麻烦。据说唐太宗李世民苦于记各州长官们的名字，只好将他们都写在屏风上。于是，他在即位之初的贞观元年(627)，便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其中北方、南方各五道，人称“贞观十道”。
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
其中的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的整个华中地区。“贞观十道”尤其是江南道的范围过于广袤，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颇大。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风流天子唐玄宗遂将道的数目增加一半，达到15个。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被分为黔中道(治所今四川彭水)、江南西道(治豫章，今南昌)、江南东道(治吴县，今苏州)。今日的“江西”之名即是取了“江南西道”的简称。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之势已成。节镇(北方多叫节度使，南方多叫观察使)取代了道的地位，结合各地的半割据状态，朝廷又把江南东道再分为浙西(今苏南及浙江钱塘江以北)、浙东(今浙江钱塘江以南)、宣歙(今皖南)、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俗称仍为“道”)。
一分为四的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
经过五代的短暂分裂，宋代改“道”为“路”，与“江西”相对的“江东”又“复活”了。但这一时期的江南东路辖区已大大缩小，实即唐代的宣歙观察使辖区以及江南西道部分地区，鉴于这一地区没有大城市，所以把五代十国南唐故都升州(江宁府，今南京)从两浙(西)路析出，并入江南东路作为首府(转运使驻地)。
元代统治者发明了行中书省，是中国行政区划史上的一大变革，其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在行省制度下，宋代的江南西路换个马甲又成了江西行省。命运多舛的江南东路就没这么好福气了，虽然一度被改为江东宣慰司，但随着元朝对南宋故地统治的巩固，江南东路就与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一道划入了新成立的江浙行省。
消失的“江东”与庞大的南直隶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南京应天府。明代改前元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称仍为“行省”)，江西行省因之改为江西布政使司而延续。但明朝也不曾恢复故宋的“江东”，而是以应天府所在周边区域为“直隶”。于是太湖流域的财富之区尽属直隶，旧两浙西路只剩下治所杭州府与各方面均无足轻重的严州府(属今杭州市)，与旧两浙东路合建浙江省。
由于凤阳是朱元璋的桑梓之地，也是祖先陵寝所在，太祖皇帝的乡土观念使得明初的“直隶”北界竟越过了淮河，大体上囊括了宋代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西路的广阔区域。大概朱元璋自己也觉得这个直隶着实大得离谱，于是一开始就将原江南东路的信州府(今上饶)等地改隶江西省，洪武十四年(1381)又将旧两浙西路的湖州、嘉兴两府还属浙江省。
随着明成祖把首都迁往北京顺天府，改北平行省为(北)直隶，南京降为留都，管辖区域相应改为南直隶(今安徽省、江苏省与上海市)，遂形成明朝所谓(南北)两京十三省的体制，而只剩下形影相吊的“江(南)西”。
整合宋代多路的南直隶大体范围
以往历朝历代的留都，多只是荣誉上的虚衔，不曾设有与都城一样完整的行政机构，“商迁五都，不别置员。周营雒邑，惟命保釐。汉、唐旧邦，止设京尹。宋于西京，仅命留守”。而明朝的留都南京却同样设有一套完整的中央行政机构，“设二都于南京与北京，造就了两个都市区，从而将中原的两端均置于国都的直接管理之下。这是中国中央集权化的重要步骤。”
两京制度下的留都机构设置同于北京，只在前面加上“南京”二字，设有宗人府及(南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建制同北京明朝中央的六部无甚差别。通常有一尚书总领五侍郎留陪都，以南京兵书尚书专任参赞机务，与勋臣担任的南京守备及守备太监一起构成留都权力核心。
南京官员名义上是“京官”，与地方各级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等官不同，但就职权范围而言，仅限于南京及所辖南直隶地区，对其他地区事情无过问权，更无指挥权，实与其他行省无异。南京六部官员多为闲职，称为“吏隐”，如景泰年间，何乔新任南京礼部主客司主事，“政务甚简，终日闭户读书”，明代中后期之后，“大臣有不合目忌之者，即打发至南京”，南京各衙门更是沦为政争失势者的收容所。
虽然如此，迁都后南京政治地位的降低只是相对京师(北京)而言，作为两京之一，南京实际上是明朝的一个备选首都。土木堡之变时徐有贞等人就曾主张南迁;崇祯末年，在与满洲及农民军作战屡败时，北京岌岌可危时连崇祯帝的皇后也说“我们在南边还有一个家”。最后，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当年四月初八，消息传到南京，仅过了一个月(五月十五)，利用南直隶完备的机构设置，南明弘光政权就成立了。
“江南西”与“江南”并称“两江”
清朝入关之初，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行政区划和建制。明代十三省全部照旧。但是清王朝却面临着一个过于庞大的南直隶：“府一十四，州一十七，县九十六”;“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由于南直隶对明王朝的地位特殊，因此清朝的统治者也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摄政王多尔衮郑重地召开过御前会议，令“九卿、科道会议江南设官因革裁并事宜”。会上居然出现七种主张，从“议立都督府，以亲王领之”到“六部堂官俱应分设如行在例”，统统主张规格高于行省。但这些意见不合最高统治者的胃口，多尔衮下令，以明南直隶的辖区为范围，“著改为江南省”;应天府尹，亦贬为江宁知府。
新鲜出炉的“江南省”其实名不副实。在黄河夺淮改道后，“江南省”的北界居然在黄河以北!恐怕称作“河北省”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了。无论如何，“江南徐州府”的称谓听上去都颇为滑稽。相比之下，“江南省”四分之三的辖区在长江以北反倒尚在其次了。
与明代不同，清代的总督、巡抚渐成常设之职，明代主管钱谷的布政使与主管刑名的按察使反成其属官。尤其总督往往兼辖数省，俨然封疆大吏。除了天子脚下的直隶总督外，“地居藩首”的正是两江总督(1649年设)，所谓“两江”，今天往往被误解为江苏与浙江，其实不然，指的即是江西省与江南省。前者大体沿袭了唐宋的江南西道(路);后者虽然和宋代的江南东路一样都以今天的南京为治所，辖区却远远过之。按说“江南西”本就属于“江南”，如今两者却成了并列关系，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