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是南造云子策反的?
谈起李士群，熟悉抗战特工史的人会立即想到“七十六号”——这个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孕育出来的汪伪政权特工组织，总部设在南京中央路76号，是屠杀抗日志士的“魔窟”。而原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特务的李士群，走到汪精卫政权旗下，可能也是因为南造云子。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20年代初，李士群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这时期他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李士群在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不久，李士群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为了避免工部局将他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季云卿的门路，由季云卿通过巡捕房的熟人，将他保释出来。后来，李士群向季云卿投了门贴，从此与上海帮会拉上了关系。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正以上海为重点，活动非常猖獗，共产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1932年，李士群被“调查科”逮捕。他眼见地下斗争处境艰难，看不到前途，又贪生怕死，很快就自首叛变。
1937年底南京沦陷前夕，国民党政府、党部撤离南京，李士群与特务石林森、夏仲高奉命“潜伏”，住在南京中央路76号。三人雇佣了两个女佣，年纪都在20岁左右。不久，李
上海百乐门。1942年4月，南造云子从此处下车执行任务时，早已等候多时的三军统特工同时亮枪射击，将南造云子击毙于此处士群就和其中的一个勾搭上了，后来两人一起跑到汉口。这个“女佣”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的特务。在她的勾引下，李士群终于下决心改换门庭投靠日本人。
1938年上半年，李士群让这个“女佣”先赴香港，为自己的出逃先行准备。同年夏秋之交，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调任他职，李士群继任。李士群在领到国民政府发放的特务费用后，就吞没了这笔款子，避开“中统”在广州一带布置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海防，逃往香港与女特务会合。李士群到达香港后，在“女佣”的陪同下，拜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生疏，难以发挥作用，便把他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
这个女间谍在史籍中从未出现过真实姓名，但从其年龄、伪装身份、活动能量看，与南造云子极为相似。而日本方面对南造云子的活动记录中，也单单缺失了从南京监狱逃脱后近1年的记录。南造云子直到1938年底才返回上海，在这之前，很可能是刚逃出监狱的南造云子大胆藏身于李士群情报站，并奉命对李士群站进行策反。
南造云子是否利用过戴季陶?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广汉，是民国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才智过人，文笔优美，曾被蒋介石称为“笔杆子”，任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还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国史馆馆长等高级职务，曾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戴季陶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但旋即成为强硬的反共中坚。戴季陶和孙中山、蒋介石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又风流倜傥，故事多多，所以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人物。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情感细腻丰富，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几乎和与当年的刘备齐名。他逢有感伤，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但是在国共争斗和特工组织方面，戴季陶可谓心狠手辣，不留情面。
戴季陶在16岁时留学日本，就读振武学校。在日本生活的时期，戴季陶曾与一名日本女子同居，而后查明，这名日本女子是黑龙会所指派的。深受黑龙会等日本社团的影响，戴季陶逐渐对日本消除警惕，归国后成为国民政府的亲日派之一。
1934年6月，由于温泉招待所间谍网的成功布设，南造云子成了日本间谍中新崛起的一张王牌。南造云子在上海接受日特机关的指令：“去南京潜伏，相机行动。”这次，南造云子把目标投向了国民政府元老、亲日派高官戴季陶。
南造云子到了南京，立即着手“拜访”原来在南京认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面收集情报，一面编制保护网，打开情报活动的局面。在这段时间，他与在温泉招待所就认识的戴季陶逐渐搭上了关系。在稍加提示后，戴季陶的亲日思想就开始重新抬头，反映为他在1933～1937年间对日军在华侵略极度怀柔的政策。
而另一份史料的说法是：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在躲避军统特工的追捕时为戴季陶遇见，南造云子的美貌令戴季陶心旌摇荡。让戴季陶为之倾心。他明明知道对方身份可疑，却仍然收留她躲了几日，让她逃脱了追捕，以后两年里，戴季陶都在暗中保护着这个日本女间谍。
不管南造云子如何与戴季陶勾搭上的，在南造云子在南京活动的数年间，她数次凭借此关系逃脱追捕，转危为安。在军统的一次盯梢行动中，南造云子成了嫌疑目标，被军统便衣暗暗跟踪其后。此时南造云子仍不紧不慢地开车向前驶去，麻痹跟踪者。在戴季陶住所附近，她突然加速，直奔戴季陶公馆。门房认得南造云子，就准其进去了。特工看到跟踪对象进了戴季陶公馆，知道非一般人物，唯恐被他告状，不敢在戴公馆附近久留，狡猾的南造云子就这样躲过了追捕。
戴季陶受亲日思想的影响和南造云子的诱惑，在国内的政治立场上开始出现微妙变化。1936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亲近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中，只有戴季陶一反常态，公开支持国民政府中另一个亲日派何应钦，支持出兵讨伐张学良、轰炸西安的计划，认为“非如此不能救出领袖”。最后领袖救出来了，蒋介石也对戴季陶一反常态的立场产生了怀疑。
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陈果夫对此向蒋介石作了专题汇报，蒋介石显然也对戴季陶的做法很不满，但他与戴的关系太密切了，还下不了裁处的决心，只是表示，以后中央高层重要会议暂不通知戴季陶参加，同时限制他阅览中央文件的范围。
1947年，上海正气书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谍纪实小说《别了，支那间谍网》。小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多次提到某“党国元老”的庇护，虽未点戴季陶的名，但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不少议论。
另据戴季陶的妻弟赵文田20世纪70年代在海外撰文回忆：1948年7月，戴季陶曾收到一个署名“徐叔平”的人来信。信中称，他任过中央日报军事记者，他已经掌握了戴季陶当年勾结南造云子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拟写成书在海外出版。但考虑到他与戴并无仇怨，犯不着毁坏戴的一世名声，如果戴愿意出20根金条，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是严词拒绝，后又同意照办，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从此以后他终日忧心忡忡，精神几近崩溃，终于在1949年自杀身亡。
但在1937年，无论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其他高官，都不知道戴季陶身边藏着一个日本间谍，“鬼点子”很可能就来自南造云子的枕边风，使一贯做事圆滑世故的戴季陶失去了正常理智，倒向何应钦等人一边，助长了何应钦乘机夺权的计划，差点儿置蒋介石于死地。这大概算得上是南造云子间谍生涯中，又一个拙劣的刺杀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