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恶)，下必甚焉。一些地方取缔奇装异服的行为，未免太过夸张。1934年3月，杭州曾有过所谓“摩登破坏团”的无聊举动的出现，他们的手段和目的，是用镪水来毁损妇女的摩登衣服。北京当局在取缔行动中，曾下令军警把守戏院等公共场所，凡衣薄如蝉翼，裸腿不穿袜之一般摩登妇女一律出园，不准听戏，必须换衣后再来。同时，门外亦有警士把守，凡是奇装异服一律挡驾，毫不通融，也让人感觉到不输杭州。山西太原大约还停留在妓伶引领时尚的阶段，所以公安局在取缔行动中，善意地将摩登的行头让妓女们专美了：规定妓女一律烫发、穿高跟鞋，而良家女子则严禁为之，以示区别。(《大公报》1935年5月1日《太原妓女益将摩登化》)
一些摩登妇女也直呼冤枉。她们说，你以为我们想摩登啊!其实我们挺可怜的。辛亥了，五四了，20多年过去了，我们名义上获得了政治、法律、经济的平等权，实际上哪有啊?我们还是做着奴隶，当着商品;不得不听主子的使唤，以图承欢;不得不装潢点缀，以求销售。所以，穿点奇装异服，实在不是妇女自己的罪恶，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近现代以来，大凡运动化的东西，就其极端的结果，不是走向悲剧，就是走向闹剧。太原的运动，渐渐流于了闹剧;“南霸天”治下的广州，也开始罩不住笑闹了。有报道就说，广州市取缔奇装异服，实为老爷们向官太太报复之举——— 官员们多像他们的蒋老板惧内，便擅权在外肆意干预他人妻女，直惹得自己的太太们都颇为不满，更进一步以某种杯葛运动以示反抗。(《玲珑》1935年5月第37期《禁服中之广州官太太》)
面对这种笑闹氛围，取缔奇装异服的行动渐渐陷于僵局。为了打破僵局，1936年夏，广东当局率先采取更为强制的措施。5月5日，广州市公安局组织了30多个所谓维持风纪队上街执法，如同鬼子进村般，看到摩登女子即抓回公安局，在其衣袖上盖上“违反标准服装”字样的印记，声明再犯则拘留惩戒。一时间，广州街头囚车载道，外出的妇女人人惊慌，而旁观者则视为搞笑乐事，唯恐天下不乱，对那些穿着打扮规矩的妇女，也出语挑拨。如此官民，共同上演了一曲时代活剧。当时有一位叫老纪的漫画家就创作了一幅《卓别林游广州后得到的笑料》的漫画，以讥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