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一书是晚清著名学者、词人谭献的师友书信集。我一看到“复堂”，就感到亲切，并有“久违了”之感。《复堂词话》是我初学诗词时熟读论著之一。五六十年前，它与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冯煦的《蒿庵词话》合在一起，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
谭献的学术视野很开阔，在经学、史学、诸子、校勘诸方面均有涉猎，而且有所发现。谭献一生功名仅至举人，数次会试都未能踏入进士的门槛，后来通过“纳赀”(通俗地说就是买官，但这是朝廷明码标价出卖的，并非私下买卖的)做了几任县一级的官员。其官位不高，但交际却很广泛，与他往来的虽然没有什么高官显宦，但硕儒名流确实不少。这与谭献的生活环境(江浙一带宋代以来就是文人渊薮)以及他的谦卑好学、为人随和有关。因此才有那么多名士与之书信往来，积存下大量的“手札”。
所谓“手札”，就是亲笔书信。清代科举注重书法，有意进取的文人都要花大量时间与精力练习书法，留下的手迹大多楚楚可观。把朋友之间往来的书信保存下来，装成册页随时翻看，既忆及友情，又欣赏书法。前辈耆宿黄炎培先生的书信手迹极为秀美，听说毛主席晚年常常躺在床上翻阅黄先生的早年信札。
“手札”是座宝库，不同的读者从中会有不同的发现。爱好书法的读者可以一见清代士人不是为了应付科举只会写“方大圆光”台阁体的字，书信中大多是行书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对于经学、儒学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看到谭献在这些方面的思考。从往来的书信中可以感觉到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流传、繁荣是与西学东渐有关的。西学之来不是冲垮了儒学，而是启发了儒学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再度兴起。关心世情民风的读者从中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前面说到的“纳赀”就是“买官”，但这与读者熟悉的买官不是一回事，那是当时文士的一条出路。读书做官是古代通例，有些读书人有了一定的功名，如进了学，成了秀才，或再高一些成为贡生，甚至中举，有了这些功名一般还当不上官，如果再中了进士才能名正言顺地做官。但考中进士谈何容易?三年一科，每科中进士者一二百人，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人。全国的读书人按照这个比例来算，每年出仕者一个省只有几个人。许多读书人一辈子一事无成。
另外，晚清国家多事，战乱频仍，打仗需要钱，而清代年收入不过三四千万两银子，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果包括《南京条约》赔款就花了二千多万两，清代祖制又是“永不加赋”，这些钱到哪里去找?无非是开源节流，而开源中就有一条是“纳赀”为官(名声好听，不是卖，而是对于为朝廷做贡献者的回报)，朝廷划出一些官职可以卖给一些特定的人。这遂成为一些读书人的出路。
谭献是“纳赀”为官的，名臣张荫桓也是，龚自珍因为书法不好，久考不中，也“纳赀”为内阁中书(后来又中进士了)。晚清的士人做官又多了两条路，即“纳赀”与“从军”。社会对于“纳赀”者并不歧视。“手札”中第一封信就是当时浙江巡抚杨昌濬的，同治十三年久考不中的谭献已经四十三岁，决意“纳赀”为官，可是钱不够，作为顶头长官的杨昌濬(湖南人，功名仅至秀才，追随曾国藩等从军立功而为高官)从旁听说谭献经济困难，便送来二百两银子和这封信。信中称他为“仲修仁弟大人足下”,告诉他官场拥堵，人情险恶，不能凭性情做官行事，临行以“智圆行方，胆大心小”八字为赠。他的老师杭州知府薛时雨是安徽人，谭献也是到安徽做县官，也在信中告诉他，安徽远不及杭州繁华，特别是经战乱之后，日常很枯寂，了无生趣，但东西便宜，要他安于寂寞，认真做事，不要在“出处”(出仕与退隐)再兜圈子了，盼望他把这一任官好好当完。我们从这些书信劝诫与勉励中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纳赀”为官已经成为士人出仕的正当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