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拳民，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惟法术失灵，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了，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看见一千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裕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
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 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 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 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生财之道：靠抢劫发财 杀洋人能领赏钱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
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
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做“任德芬”(Léon-Ignace Mangin)。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
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
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
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
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吃喝玩乐。这是农村屌丝青年最常见的经济诉求。
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
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
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很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因。
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
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
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
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义和团杀洋人，清政府是有奖励的。。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
“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
这下，各位知道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下手狠了吧。有奖金的。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
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
《西巡回銮始末：辽阳拳匪滋事记》记载：“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
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
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
“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旁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
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
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
“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
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廷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
1、贝子溥伦;
2、大学士孙家鼐;
3、大学士徐桐;
4、尚书陈学荼;
5、阁学贻谷;
6、副都御史曾广銮;
7、太常陈邦瑞。
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
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
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廷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
“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
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
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
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
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象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的查处。
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
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
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
为什么造反?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