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年，西洋人通过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
缺乏自知之明的满清权贵，在西洋强大的炮火前，由顽梗地对西方“说不”，而被迫乖乖“说是”。中国沦为双重殖民之地，作为被统治民族，汉民族陷入“一仆二主”境地，除了当好爱新觉罗、叶赫那拉等满清权贵的奴仆，还要为主人垫背，做缴纳赔款的洋奴。
双重压榨下，汉民族的精神状态已陷入谷底，麻木与卑顺无以复加。
19世纪末，中国近邻日本以“宪政”加“武士道”之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在随后甲午之战，一举击败老大清帝国。
就在此后，一个对中国人最具精神挖苦意味的称号出现了：东亚病夫。
很多人以为这称号是个“蔑称”，而我认为，就清版汉人的精神状态而言，这更应该算是真实写照，应属“实称”。“集奴隶品质之大全”的清之汉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模样，到了双重殖民的晚清，“双压”之下愈发麻木，精神病情加重，不是病夫又是什么?
那么，“东亚病夫”这称号到底怎么出笼的呢?
我们今天看以清末为时代背景的《霍元甲》《精武门》等武打片，经常能听到这个刺耳称号。随着这个称号出现的，必有挑战中国武师的日本武士。所以，中国观众大都以为“东亚病夫”这个称号是日本给予的。其实不然，此号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日本，后期军国日本只是将这个称号叫得最起劲而已。
1896年10月17日，中国上海租界，有一份报纸登载了一篇文章，引起世人极大关注。那张报纸名叫《字西林报》，是英国人创办，报纸的意译名称应为：《北华日报》。在这张报纸的这篇文章中，首度出现了“东亚病夫”一词，文章作者对萎靡的清人予以尖刻挖苦：
“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是东亚的一个病夫国家，由来已久。但让我们真正认清他们的病情，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也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清国的病情认识还不到家，而日本这一战，让清国破了相，也让西方彻底认清了这是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
“东洋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我们知道，翻译这张报纸这篇文章的，系晚清著名维新学者梁启超。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没有记录。只知道作者是个英国人，那么这个英国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北华日报》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发现写作动机是一场战争后的一个联想：受东亚甲午战争影响，联想到“欧洲病夫”。
英国人在以“病夫”评价中国之前，早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了另一个帝国头上，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有前突厥帝国的身影，可谓世界最后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近代是海洋文明“日新月异”的时代，但却是没落的草原文明谢幕时代，小小荷兰都敢骑在奥斯曼帝国头上作威作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不是身体问题，而出在整个国家政治陈腐、民族精神败落。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一周年半的日子，东方大清帝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蹶不振，联系到硕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荷兰欺负，所以一个“欧洲病夫”，一个“东亚病夫”就这样“排列组合”了。
“东亚病夫”称号出笼后，世界列强纷纷点头认可，之后，一些外国学者还不断引为课题，对此称进行了附加诠释。
譬如日本有个维新教父，名叫福泽渝吉。他对“东亚病夫”大清帝国之病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小结——
其一，实行古代专制，无自由可言;
其二，刑法残忍，无人道可言;
其三，举国愚昧，无科学可言;
其四，屈辱而不知耻，无尊严可言。
1901年，英国立德夫人出版了一本《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书中这样描写“东亚病夫”神态：
“约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吸食鸦片。我从没见过比这里的人更加虚弱无力的了。有些地方土地肥沃，整村整村的男人都面色苍白，躬着背，身体都空了，也许连肋骨都空了，在路上，人们都是在散步，而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驮着东西赶路。”
显然，这是一个被掏空灵魂的无魂帝国。
无魂帝国的天空下，“家”是唯一的精神寄托。所以，中国历朝特别是清朝以来，中国人变得越来越“顾家”，各种《家书》鳞次栉比、都成了畅销书。亿万中国人就像被套进一张大网里的鱼群，每条鱼想的是如何从这张网的网眼里钻出去，建立置身其外的自保巢穴，而从不敢想团结起来撞破这张网，让整个族群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