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历史上，有一段为史家所共同称道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结束了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成祖朱棣所实行的高压政治，继承和发展了被推翻的短命皇帝建文帝的宽仁政治。经过仁宣之治，政治清明，法纪严明，仓廪充实，百姓安居，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
仁宣之治由明朝第四、第五两位皇帝仁宗和宣宗共同创造。仁、宣二帝的共同之处，一是这两位皇帝均自称是守成之君;二是他们所实行的仁治，却是当年其父、祖朱棣赖以推翻建文帝的政治借口。守成即守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守旧;名曰守旧，但却实行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策策略，个中滋味颇耐人寻味。
朱元璋杀功臣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雅俗共愤。老百姓知道朱元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开国之君，而是因为他“火烧庆功楼”屠杀功臣。当然，“火烧庆功楼”只是后世说唱文学对他屠杀功臣的形象概括，但屠杀功臣确是中国历史上血淋淋的事实，是其治国及保持朱明王朝统治的一大策略。朱元璋“为政严猛”，其中固然有乱世用重典之意，但靠武力打天下的朱元璋，似乎对杀人有着特殊的嗜好，动辄数千数万的杀，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遍地，令人发指，为历代开国皇帝所不及。
篡位皇帝朱棣也属于打天下者，“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功勋卓著，因而能“据幽燕形胜之地”，拥兵自重，朱元璋临死时甚至都不得不告诫朝廷：“燕王不得不虑”。但由于朱元璋杀戮过重，把当初打天下的元功宿将杀得一干二净，致使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朝廷已无将可用，使朱棣“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夺得帝位。有其父必有其子，经历了两次打天下的朱棣不仅才略“同符高祖”，其嗜血程度也毫不逊色，惟一不同的是他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为我所用就杀无赦，不仅灭门，而且诛三族、九族，连学生门人都不放过。有的还要“抉其齿”、 “剥其皮”、 连肉带骨头剁成烂泥。朱棣当初是以反对建文帝仁政为造反口号的，因此凡是建文帝所实行的仁治政策和措施都一概否定，恢复了朱元璋的那一套，“用法严峻”，倒行逆施，又好大喜功，搞得民不聊生，著名的唐赛儿起义即是当时政治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朱棣当皇帝，继承和延续了洪武高压政治的肆虐，推迟和拖延了国家文治的时间。
以武力夺取天下，以暴力征服天下。纵观朱元璋和朱棣的严猛政治，虽借鉴了元朝政治松弛的历史教训，但成千上万杀戮无辜，毕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并且其杀戮具有显著的政治意味，具有显著的征服人改造人的意味，譬如朱棣杀方孝孺、杀解缙，就是这样。杀方孝孺是因为方孝孺不能为我所用，因而就杀掉他的脑袋;杀解缙则是因为解缙不能为我所管，不能给他换个脑袋，于是也就不在乎他的脑袋了。帮助谋划“靖难之役”、朱棣颇有眼光和远见的主要谋士姚广孝，当初曾预见到方孝孺不会屈服于朱棣的武力和屠刀，曾提醒朱棣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就会绝种，朱棣也答应不杀方孝孺，但皇帝们的承诺是最靠不住了，待到方孝孺拒绝了朱棣的利诱和威胁，朱棣就毫不客气了，先诛其九族，再把他大卸八块。不仅如此，连方孝孺的书也不许在世上流传，藏匿者也要杀头。杀了方孝孺，再杀解缙，明代文坛一派肃杀，沉寂、萧条数百年之久。
高压政治稳定了政权，高压出太平，但这样的太平并非太平盛世，太平的歌舞升平之后隐藏着尖锐、深刻、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爆发像唐赛儿起义这样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朱棣把诸多的矛盾和问题留给了儿孙，仁宗、宣宗实行与朱棣不同的治国理念，也就顺理成章了。当人们厌倦、恇忧严猛政治游戏时，宽仁治国、发展经济便成为人们反复经历高压政治后的殷切期望，成为社会发展必然的历史趋势，仁、宣二帝适应历史和社会的需求，虽出于思想稳定和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自称“守成”，宣称“体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丝毫有所增损”，但却实行了“维新之政”，才有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的治平之象。史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曾颇具深意地说“民气渐舒”，即民心顺畅了，民气舒展了，把“民气渐舒”作为治平之象的主要特征，对后世和后人的警示意义就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