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安石人们无不知道他不仅是北宋名相，而且是“熙宁变法”的改革家，但是人们对他曾掀起的“扫黄风暴”知之甚少。王安石曾在当政期间曾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扫黄风暴”，尤其在烟花繁盛的浙东地区更是如暴风骤雨。然而，他的“扫黄风暴”不是中途夭折，就是无果而终。那么，执掌朝廷改革变法大权的王安石为什么不能将“扫黄风暴”进行到底呢?
两宋时期，朝廷对色情业的打击一直延绵不绝，加上朱熹为首的理学家道学家掀起的全民“禁娼”运动，应该说，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到民间的道德律令，娼妓大都无生存之空隙。但青楼妓院仍然顽强的存在下去，以致代代不衰。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始终拥有着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市井小民;雅至文人骚客，俗如官卿商贾无不混迹于花街柳巷，享受一夜春风的艳福。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随处可见的，东京的大酒店，“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临安的酒楼，也有妓女揽客，她们生得“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其实，在北宋时期这些妓女大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知性型的美女;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应该是才艺型的女性。品质最差的妓女才出卖色相，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些“庵酒店”大概就是北宋的“红灯区”了。
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风流学子，也有未授官的新科进士，更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这是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但是，两宋青楼只对所有的市民开放，绝不允许在职官员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经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朝政，对官员性消费实行严格限制，只要是官员就不能进入青楼妓院。时任当朝宰相的王安石，为规范官员的行为，亲自主抓官员嫖娼的事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扫黄风暴”。特别是两浙路张靓、王庭圭、潘良器等三名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最有名的就是杭州太守祖无择的“召妓门”事件。
当时祖无择出任杭州太守，也就是杭州市长，与当时红遍浙东的青楼名妓薛希涛在床上诗文唱和。据清代文人赵庆桢辑录的《青楼小名录》所记，王安石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将薛希涛逮捕入狱，严讯逼供，让他交代与祖无择上床的经过。好在薛希涛虽然身为妓女，却有节操，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 “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御史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由于薛希涛的如此仗义，让祖无择免遭“召妓门”带来的严重后果。
其实，当时王安石掀起的“扫黄风暴”只不过是打击异己的手段而已。为了推行新法，打击异己，王安石曾不止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祖无择就是他打击的最有名的政敌之一。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众所周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不止一次得罪过王安石。早在仁宗年间，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共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北宋朝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
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就是暗中吩咐当监察御史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违反朝廷规制之处，务必尽快拿到祖无择的罪证。
就这样一些惟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这意思就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招妓门”的丑闻，那个官妓就是杭州名妓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绝好机会，马上安排手下将祖无择关押起来进行审问。同时把薛希涛也被抓来，严刑拷打，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行为。由于王安石在扫黄时严刑拷打妓女，当时也曾在朝野上下饱受诟病。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打击异己”用意，但这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做官时，确实与妓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妓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这也是祖无择逃过一劫。
但也有不少官员便没有此幸运了，有的因此还受到处分，遭到降职。熙宁年间，“两浙路张靓、王庭圭、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据《宋史·王洙传》记载，当时的朝廷笔杆子、权同判太常寺的王洙，仅因在赶进奏院赛神会时，与歌妓混坐在一起，一时深陷“召妓门”，触犯了当时的“干部行为守则”，便遭当时“监察局”的监察御史的弹劾，被贬为濠州知州。但这也不能制止越演越烈的朝廷官员招妓嫖娼行为。因为王安石利用扫黄扫除的大都是那些不听招呼反而颇有微词的官员。他的“扫黄风暴”只不过是打击异己的幌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