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都表明：三轮车最多，自行车次之，人力车极少见。
1937年以后的十八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中，首先是抗日战争(1937~1945年)，其后是国共两党间的战争，共产党于1949年获胜，最后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度得以发展的经济，基本陷于停滞。
抗日战争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境内汽油严重短缺，这极大地限制了汽车的使用，一种新型的个人交通工具三轮车应运而生。它既有自行车的速度，又有人力车的载运能力。迄今还不确切知道三轮车的发明人，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亚洲，一些城市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三轮车，数量或多或少。如上海早在1924年就有了三轮车。三轮车在当时被视为机动交通的威胁，1927年上海禁止这种车辆在该市的公共租界和中国管理区内的街道上行驶。抗战爆发后，三轮车作为汽车的非机动替代品再次出现。1945年战争结束时，上海有6000辆三轮车，1949年，增至26570辆。
三轮车从根本上取代了人力车，这得益于1946年1月国民政府颁行的一道命令，它要求在接下来的三年中逐步淘汰人力车。很可能是人力车的剥削、不人道、文化倒退的形象，促发了这一命令。此后人力车的数量锐减。
上海在战前有人力车6万多辆，1947年时有12670辆，1949年时仅有3659辆，许多人力车夫接受重新培训而成为三轮车夫。1956年，上海的最后一辆人力车退役，它作为一件历史古董送交上海博物馆。广州的情况与之相似，至1949年3月末，4500辆用于出租的公共人力车有一半以上被淘汰。
1948年8月，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年，美国东方学会前主席,主要研究中国法制史)在离开中国11年后再次来华，他注意到，北京“与过去相比，最大变化之一，是老式人力车被新型的、外国人称之为pedicab的三轮车所取代。……随着三轮车在日据时期的引入，现在人力车已废弃不用了”。可以说，人力车的终结，在时间上要早于共产党接掌全国政权。
战时机动交通设备的减少和人力车遭淘汰，自行车是受益者。上海的自行车的数量，在1929年至1948年间差不多增长了八倍，从约4万辆增至23万辆。1948~1949年间，《旅行杂志》所刊登的由四家橡胶制造商投放，与自行车车胎有关的广告不断增多，间接证实了自行车的日益普及。
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早期，自行车在中国的某些用途有图片为证。1947年，漫画家丰子恺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该画以杭州为背景，画中一名头戴浅顶卷檐软呢帽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侧坐在车后座，还有一个孩子坐在男人身前的横梁上。标题是“全家去看电影”。
漫画家张乐平创作的风靡一时的连载漫画《三毛流浪记》，以上海为背景，于1948~1949年发表。其中一组漫画，展现了一群街边顽童聚集在一家晚报社门口，每个人都骑着自行车。他们在等待要分发的报纸，拿到后就迅速冲出并沿街叫卖。
画家朱明纲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一幅木刻画，没有明确的地点，画中描绘了五类商贩，最突出的人物是一个戴着锥形农民帽、推着自行车步行的男子，车把上挂着两个大木桶，车后座上捆放着一个木箱。
电影《乌鸦与麻雀》拍摄于1949年共产党获胜前夕，以上一年冬天为背景，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是中学教师，他的典型标志就是自行车。在一张时间略晚于1949年、拍摄于广州的照片中，七个男青年在街上骑自行车，他们现在被称为邮递员。
这一时期，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都表明三轮车最多，自行车次之，人力车极少见。
如果《旅行杂志》当时所刊登的广告可信，那么中国的城市女性也身处不断壮大的骑车群体之中。两则充气轮胎和一则胜利牌自行车的广告，描画了悠闲骑车的女性。一则金龙香烟的广告，展现了一个身着旗袍、手夹香烟的苗条女子站在一辆女式自行车旁，并与一位穿着西服的男子交谈。
然而，女人骑车仍然难以让人接受，特别是不被农民接受。当共产党干部于1949年接管杭州时，他们对眼前所见大吃一惊。这些干部来自山东农村，他们不仅认为乘坐人力车是剥削行为，穿西装是资产阶级化，还认为“妇女骑车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