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认为唐时出现的万邦来朝，是向唐朝进贡的意思，但这仅仅代表着各民族首领向唐朝臣服，而各地臣民的内心也对唐朝仰慕吗?事实上也是的，当时唐朝存在着个人自由的政治理论，还有比较自由的生活空间和学术氛围，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难怪李世民曾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这是何等的豪气啊，李世民大帝哲学思想具有怎样的深度，又是什么力量促进了万方来朝呢?
建国初期，李世民就展现出了王者风范。李渊父子西入关中，在铁骑扫长安之前，有一个决定性的战术，就是屈和李密。李渊听取了李世民的建议，给李密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年事已高，将来当盟主的一定是李密。结果真的麻痹了李密的注意力，对李渊的战略部署不闻不问。这一招成功地牵制了李密及东郡隋军的兵力，又堵住了成皋之道。进长安后，李渊从全国的政治形势考虑，感觉到自己羽翼尚未丰足，仍然立隋室为皇帝较为有利，第二年就自导自演了一出禅让戏，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唐。
李唐集团建立政权后，李渊作为天子不便亲征，太子建成也需要在京师处理军国重事，这样东征西战统一天下的责任就落在了李世民的肩上。李世民想很快占领东都洛阳，东出潼关与李密等部交手，感觉到东部地区各军事集团的力量很是强大，就采用了先顾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方针，决定先平定陇右、代北地区的割据武装力量，解除关中背面和侧面的威胁，同时蓄积力量，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转向东方，夺取关东及江南地区，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
唐太宗击败突厥开辟西域，即保证了内地安定，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个功绩足以彪炳历史。消灭东突厥便取得了经营西域的条件，李世民为夺取丝绸之路的控制权，继续向西进取吐谷浑。紧接着占领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商品集散地高昌，使高昌成为了唐军经营西域的基地，然后消灭西突厥。唐太宗已然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保护人，对各国各族使节说，“商旅可行矣”。唐太宗在公元641年，完成了“汉藏亲如一家”的壮举，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在648年，吐蕃帮助唐朝消灭天竺，共同维护了丝绸之路的安宁。
首先应该肯定，李世民在经营丝绸之路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极大宽容态度。如他自己所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为了避免不能宽容对待胡人，反而被胡人所杀的祸事，只能因势利导，将胡人看作是与汉人同样的百姓，将胡人置于自己的庇护圈内，从而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他对当时的“胡化”与“汉化”潮流，均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下令将胡人一视同仁，“四夷降户，附从宽乡，给复十年。”自己亲做表率，汉人被突厥等掠走后，他出钱赎回;汉将压制迫害其他种族将领，同样会受到处罚;突厥将领李思摩跟随太宗讨伐辽东，被流箭射中，太宗皇帝亲自为他吮血，将士莫不感动;在李世民的大臣中，突厥将领担任要职的有很多，李世民还答应铁勒诸姓要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通一道，谓之参天可汉道，西北各民族可以循此道入长安。
唐太宗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如此，对外国来宾与外来文化也有独到表现，即使外来思想也兼容并蓄。李世民本人并不信佛，也并非基督教徒。他却承认大秦人在中国的信仰自由权利，大秦基督教徒阿罗本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接见。他下诏书说，“道无常名，圣无常礼，随方设教，密济众生。”李世民认为佛教既然已在中国立足，便没有必要取缔，相反可以因势利导，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玄武门之变成功后，李世民为消除僧人心中的疑惑，一方面赞扬佛教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又限制僧尼的数量。李世民对玄奘传奇般地西行归来，高度评价了玄奘的成就。李世民一生笃信儒学，坚持以儒治国，但对佛教并不排斥，这正是他开放与宽容胸怀的反映，也是他取得突出政绩的原因之一。
唐太宗于公元627年改元贞观，他知人善任，虚心纳谏，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法令，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首先是建立宰相机构各部门反复议事制度，以发展科学制逐渐消弱恩荫特权，精简官僚机构，选拔有才识的士人委以重任等政权措施。推行“抚民以静”的恢复发展农业政策，制定了“偃武修文”的文化建设方针，提出一整套“以儒治国”的教育方法，以强化民族的共识。他还虚心纳谏，改变了封建专制的一些弊端。另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因素，对待各民族兄弟如手足，使丝绸之路和东北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获得极大发展，这是李世民特别值得叙述的历史功绩。
大唐帝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各民族臣民当然是心存向往。笔者认为看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最主要的还是看教育。唐朝的高等学府为什么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假使李世民大兴文字狱，那些学府每天只学习李世民大帝哲学思想，或研究大唐饮食文化、房事宝典之类的，哪会有万邦来朝的盛况出现?据记载，唐朝首都长安有三间最高学府是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学者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而不必担心被限制或遭受什么非议，即使是今天的清华、北大也会自叹不如啊!这才是大唐盛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