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李建成对皇帝争夺最高权益的事情是必然发作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供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历史上真实的李渊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心腹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威严。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因循传统习气，让李世民担负运营山东的重担，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几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 无法李世民的雄心决非杀个刘文静就能抑止，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悍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只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立。
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裴寂等心腹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致使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似乎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害之词的影响。
但是窜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认真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不时让建成、世民共同充任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上下优劣之分。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需十七岁，失败的义务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 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与指挥。
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收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掌管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最少在阅历上要比李世民丰厚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榨，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分离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阐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见地，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分明的(这也是政变胜利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缘由之一)。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能够估计的。
即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攫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几实力的空头皇子。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气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假如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杀，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
这种兵力的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窘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乎意料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杀。这当然没有非常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慌张，要占卜一下吉凶。
历史就是这样。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致对皇帝抢夺最高权利的事情是必然发作的，但终究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承认有很大的偶尔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