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掀起洋务自强运动后，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者常说，要自强，不一定学西人、搞洋务，学习先贤，弘扬传统，照样能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先要明白夷的技，到底是长还是短。于是，大清政府加大了派遣官员出洋学习考察的力度，并要求游历归来的官员，认真撰写心得体会，整理成书，作为重要学习资料，供未曾出洋的官员学习。想以此缓解争论，统一思想。
然而，思想交锋的战场无处不在。在游历途中，爱国者们上演了一出出维护国家和百姓利益的好戏。
1868年，清政府向欧美国家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使团代表第一次乘坐火车，感觉轻稳便捷，比大清的马车强了不止万倍。但一有人提出引进，马上遭到了严厉批评。引进火车必先修铁轨，修铁轨必先搞拆迁，城池庐舍好拆，各家坟茔不好迁。大清向来为民服务，怎能挖人祖坟?
考察文化产业时，他们看到西洋人跳交谊舞，女扶男肩，男携女手，进退有节，十分欣赏。但很快就在灵魂深处闹起了革命，对自己开展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中国乃千年文明古国，循理胜于情，怎能学习如此只知享乐、不守礼法之行为?
考察医疗服务行业时，使团成员观看了一台外科手术。他们见医生操着手术刀，在人体肌肤筋络之间游刃有余，不禁感慨万分。但是，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中医好，因为西医违反孝悌，国人必不能忍弃其父祖未寒之尸，听人刳剔，故而坚决不让西医流入大清，以免败坏伦理道德。
类似的“爱国者”还有很多，比较典型的当属刘锡鸿。1876年底，刘锡鸿以副使的身份陪同郭嵩焘出使英国。一路上，刘锡鸿严于律己，一日三省，同不怀好意的英夷斗智斗勇，揭穿了种种阴谋，识破了种种诡计。
在考察农业情况时，英夷带着考察团参观了多处农庄。所到之处，皆为机器耕作，不但省力，而且高效。英夷表示，只要大清愿意，大英可以出售机器，转让技术。然而，刘锡鸿直摇头，一口拒绝。大清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刨地，虽然辛苦，但能锻炼其身，还能领悟“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之真谛。若实施机器耕作，必会使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进而降低国人素质，磨灭大清的进取意志。
当英夷向考察团推销印刷机器时，刘锡鸿当场算了一笔经济账。机器一小时能印7万份，大清的手工印制方法，印7万份共需2800名工人。如果让一台机器干了2800名工人的活儿，那工人就得下岗。如果每名工人背后都是八口之家，那会剥夺多少人的生计，砸掉多少人的饭碗?看样子，英夷是狼子野心，想用机器来搞乱大清，坐收渔翁之利。
刘锡鸿还严于律他，主动监督使团主要领导郭嵩焘，经常对他拉拉袖子，咬咬耳朵，提提醒。但郭嵩焘不听招呼，不理劝告，我行我素，与洋人打成一片。刘锡鸿每天记录郭嵩焘崇洋媚外之表现，卖国害国之罪行，仔细分析原因，认真深挖根源，定期向有关部门汇报。
据刘锡鸿反映，郭嵩焘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其一，丧失气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英国军官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其被糖衣炮弹打倒了，应该“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其二，崇洋媚外。参加音乐会时，郭嵩焘效仿洋人，翻阅音乐单，刘锡鸿认为此乃汉奸之举动，大不应该。其三，有辱国体。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郭嵩焘之举大失国体。结果，郭嵩焘归国之后，被一撸到底，撤掉一切职务，直至去世，再也没有复出。
温故而知新。像刘锡鸿之类的“爱国者”，当时看来，确实是为大清着想;今天来看，却是不择不扣的“误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