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实现了稳固、持久的和平，一直维持到辽兴宗亲政。兴宗亲政以后，一方面是自己地位的不稳固，主要由于辽朝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纷争，直至迎回法天太后，兴宗的地位仍不时受到威吓;另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宋朝方面，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内部财用匮乏，盗贼蜂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称帝，宋与西夏爆发长达数年的战争，屡战屡败，辽又迫宋增加对辽岁输的金帛，造成了北宋中期的危机。
兴宗决定图谋关南十县地，后听从张俭的建议，于辽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辽一面在边界重兵压境，一面派遗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与北宋交涉，他们带去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个问题对宋朝进行指责。
一，周世宗不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二，宋太宗进攻燕蓟，师出无名;三，李元昊与辽有甥舅之亲，且早已向辽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四，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在提出各项指责后，还提出府将原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辽本想对宋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外交攻势，但在辽使到来前一个月，北宋却己购得辽兴宗致书提出各项要求的底本，同时对辽聚兵幽蓟、准备入侵也早有洞察，使宋有较充商的时间商量对策，但宋仍然处于被动。辽使刘六符在开封期间对宋朝官员口出狂言，声称宋经营塘泺毫无用途，“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王洪辰向宋仁宗指出：“这都是刘六符故意夸大其词，进行恫吓。兵不厌诈，他们如果真有这类计谋，岂肯向敌方透露!塘泺决非无用，设险守国应按照计划进行，不应受辽方干扰。”宋仁宗听了王洪辰的话，即命他起草复信，对辽方提出的指责一一予以驳斥：
一，指出景德元年(1004年)双方订立好，己确认前此诸细故“咸不置怀”。二，宋太宗进攻燕蓟是因辽援北汉、阻挠宋朝统一所致，曲不在宋。三，瓦桥关南十县地，已是异代之事，故不应重提。四，西夏问题，宋方认为元昊先人早已“赐姓称藩，禀朔受禄”，现在僭号扰边，理应讨除，且事先己闻达于辽。五，关于辽朝指责宋“备塞隘路，阅集兵夫”，认为这是“边臣谨职之常”。六，最后提出，双方应令“缘边各守疆界，折书之外一无所求”。
六月，富弼与副使张茂实至辽朝，由于更换了国书，因此他们的使命不是回绝辽朝的各项指责，而变成对辽表示妥协和退让。他们提出宋、辽联姻，也可增加岁币，二者听凭辽朝选择其一。辽方坚持割地，富弼不与。富弼劝辽兴宗与宋保持和好，说“宋辽通好则岁币尽归人主，如对中原用兵，虏获的金币则尽归臣下，而损失则尽归人主，何况用兵并不能保证必胜。”他的话打动了辽兴宗，于是他又提出“议婚即不增岁币，不如增币对辽更有利。辽如能令夏国对宋臣服，则岁币增金帛二十万，不然则只增十万。”
八月，富弼等人再次使辽，兴宗要求宋朝对辽输送岁币应称“献”，富弼认为此乃下奉上之词，不可用于两个对等的朝廷之间，且宋为兄，辽为弟，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退而求“纳”，富弼亦坚决不从。兴宗见他不肯让步，遗耶律仁先及刘六符使宋。富弼上奏不可答应辽方。但宋仁宗讲和心切，听从晏殊的主张，许称“纳”。
由于宋仁宗缺乏坚定、明确的立场，他选定右正言知诰富弼为回谢辽方信使，除了复信外，又带去了妥协退让的口信。后富弼赴辽途中他怀疑国书与口信不一致，发书视察内容，果然不同。又驰还见仁宗，仁宗同意惠换国书。
辽在此次，经济与政治方面皆有巨大的收获。之后辽兴宗为了实现与宋朝《重熙增币》之约，于明年正月派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令西夏与宋讲和。李元昊不满辽方借宋夏战争谋利，开始侵扰辽朝边境，招诱部落，向宋称臣求和以避免两面受敌。而辽朝于1044年、1045年、1049年三次对夏作战，皆败。增币之后，宋辽关系趋向缓和，而辽夏却不时出现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