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在第四期以前是没有政治教官的(也没有政治指导员)，因而也没有固定的政治课程。除了总理、校长和党代表外，唯一的政治教育就是特约讲师的政治讲演。特约讲师大都是那时的党国要人，不过他们并不常来讲话。特约讲师到黄埔来讲话的次数最多的是鲍罗廷，他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他虽然是苏联人，但却总是用流利的英语来演说。鲍罗廷讲演的内容，大多数是关于土地问题的，因此有人说：鲍罗廷实在是“第一个提出中国的土地问题的人”。
教官们的授课普遍受欢迎
从第四期起，黄埔军校的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队里也增设了政治科。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政治教官出现在黄埔军校。
黄埔的第一个政治教官应该算是高语罕，他刚从德国回来，参加那时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学校就聘他为政治主任教官，这是黄埔军校有政治教官之始，并且由他去聘了许多政治教官。不久，他转任入伍生部党代表，主任教官一职，由恽代英继任。
政治教官讲的课，绝大多数都受到黄埔学生的热烈欢迎。像恽代英，他讲的课是中国政治经济概况，这是当时政治课中最精彩的一门，因为他实在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所以学生是很欢迎他的。他的容貌很像朱执信，不大穿军服，为的是他不大会立正稍息。但有时也穿军服，行敬礼的时候，他的姿态非常可笑，同仁常常笑他在行礼的时候简直是在挥拳。因此有人说，后来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式的敬礼”(举右拳)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教官们让人羡慕的感情生活
罗霞天是讲各国革命史的，课余之暇，尤其是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总是携着他的夫人江慧的手，在珠江边徘徊散步。在黄埔除了一群“女伕子”(黄埔有一个最特殊的现象，校内排水扫地做杂役的工人都是女人，称为“女伕子”)外，很少有太太小姐，所以罗江一对情侣，在黄埔成为被千万人羡慕的对象。这位教官以后长期担任浙江省党部的部长常务委员等职，而且似乎还兼教育厅长。
张秋人是教国际问题的，他那时正在和广州的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中央妇女部办)的女生庄炯恋爱，所以常常兴高采烈地赶到广州去，学生们也非常羡慕。
教官们的穿着打扮
于树德在黄埔讲合作运动。韩麟符也是中央委员，他讲弱小民族解放运动史，是政治教官中讲北京话讲得最漂亮的一个。讲国际问题的李合林是一个爱打扮的人，皮鞋与皮绑腿总是擦得雪亮，而且头发上总是涂满了司丹康(美发霜)，因为他是留法出身的，在他的房间内，巴黎出品的三花牌化妆品是很多的。还有早已改姓易名为叶青的任卓宜，那时也在黄埔军校兼课，他讲社会科学原理。刚刚从欧洲归来时，他西装革履，不失为一个摩登青年，想不到被同学们叫做“老夫子”。另一个兼课的教官朱雅林，也是住房在省城的，他与任卓宜(即叶青)一样，每个星期从广州来一次。这位19岁的讲民众运动的青年是当时政治教官中最年轻和最快乐的一个，总是带着笑容。他总是穿一套白帆布的学生装，而且老是戴着一顶拿破仑的帽子，但皮鞋永远没见擦过。
教官们的课余生活
那时的政治教官大部分都住在军校与平岗(黄埔岛上的一个小镇)之间的一所小洋房内，那本是粤海关所属的产业，不知为何而废空着。大家都叫这所建筑为“海关洋房子”，这里离平岗只有几步，离一个已经荒芜了的但是可供凭吊的黄埔公园也只有咫尺之遥。
那时政治教官的日常生活是可羡慕的。他们大多年轻热情，但是并不浪漫。无谓的酬酢是没有的，勾心斗角的现象更是没有的——彼此之间有时也有争论，但绝不是为了私人问题，而是为了学理上的争执;他们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感情。
每个政治教官都有一种向上的自觉性，他们唯恐自己的学问不够，唯恐自己讲的课为学生所不满，所以他们都很用功。在校部吹了熄灯号以后，总还能看到缕缕的灯光从“海关洋房子”里射出来，这些教官大多是在各人的房间里的灯下用功。
嫖与赌是完全禁止的，他们的娱乐很简单，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大家会聚在客厅内吃零食和谈话。香蕉、杨桃、花生，这些都是教官不可少的享受品。有时候，也偶然约二三知己，到平岗的小酒店里去小酌;白天有暇，或者是在月明之夜，就到已经荒芜了的黄埔公园去。
黄埔岛上可玩的地方并不少，省港罢工的工人为军校在山上开出许多马路，教官可以到处漫游。岛上几个财东或大官的坟墓最使教官们感兴趣，因为这些大坟墓面前不仅照例有许多翁仲，而且有石凳石桌，是教官坐着吃香蕉、杨桃和牛奶糖的最好的地方，因而有人称这些坟墓为“教官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