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李自成大军包围北京后，崇祯帝召见驸马巩永固、新乐侯刘文炳商议。崇祯帝询问两人能否率领家丁巷战，护送自己以及太子南行。巩永固叩头泣言：“亲臣不藏甲，臣等难以空手搏贼。”君臣三人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道：“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于是崇祯帝言道：“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最终3月19日崇祯帝自缢身亡，而巩永固、刘文炳也践行了对大明的忠诚，全家阖门自尽。颇为讽刺的是，当初坚决阻扰崇祯南迁、慷慨陈词的光时亨在李自成入京后，第一时间投奔，在李自成的政府中担任留任兵科给事中之职，并与其他明朝大臣向李自成“劝进”。李自成失败后，他逃到南京，妄图投靠南明小朝廷，被人弹劾“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最终被处斩。
崇祯帝拒绝南迁，一方面是他错误的估计了当时形势，他认为自己还拥有与李自成一决雌雄的资本，这让他始终处于矛盾、犹豫之中；另一方面崇祯帝与朝臣们长期不正常的君臣关系，使得群臣害怕承担责任，不敢提出、坚持合理意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加之朝臣内部激烈的党争，使得明朝丧失南迁的良机。
另外提一下，崇祯帝壮烈殉国后，当时的形势并非后世人们想象的那样，崇祯以死唤醒了民众，人们纷纷挥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为崇祯复仇。真实的情况是在北京的数百位官员中，仅有20几位选择殉国，其余的争前恐后向李自成献殷勤，清军入关后，大部分又投入清朝的怀抱。而在江南的大臣中，也仅仅有史可法等几十人主张北伐，大多数人均贪图安逸，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