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与之前历朝历代相比，大清王朝的君主们，在勤政方面，无疑都是相对最为优秀的一群。这除了他们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有一种临渊履冰的危机感之外，在接班人选择阶段的优胜劣汰，无疑也起到了相当大的“鲶鱼效应”。
围绕最高权力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接班人明确的情况下，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韬光养晦，但是，韬光养晦久了，即便原先还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过了保质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废物；而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将接班人打倒，这导致了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先破坏、再建设”，甚至“只破坏、不建设”，这样的竞争是恶性的，其对政权根基的冲刷力很强。
推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确，阵营也就模糊了。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政治是讲究实际的。只要“权力无限大”这个前提依然存在，选择接班人的关键，就并不在于采用秘密抑或公开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被消耗到无限的内耗之上，甚至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立贤且秘密建储，这种看似弹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刚性的嫡长子公开继承，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实现维稳和可持续发展。清王朝能突破“胡人自古无百年运”的宿命，获得268年的寿命，不能说与这一制度上的更新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