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的唐墓壁画来看，长管形的蜡烛至迟在唐朝就出现了。陕西乾陵博物馆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就绘有手执蜡烛的侍女。但是，蜡烛此时还是贵族高官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平民可消费不起。因此，燃烛也是唐朝人炫富的一种方式，如贵戚“杨国忠每家宴，使每婢执一烛，四行立，呼为烛围”。
到了宋代，蜡烛才成为普通的商品，开始进入一般士庶家庭。我们查宋代笔记，便会发现关于蜡烛的使用记录突然多了起来，《夷坚志》多次提到“烛”，如“洛中怪兽”条载：“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兽，仿佛如犬，或如驴，夜出昼隐。民间讹言能抓人肌肤成疮痏。一民夜坐檐下，正见兽入其家，挥杖痛击之，声绝而仆。取烛视之，乃幼女卧于地已死。”这个故事很诡异，不过我们不去管它，只注意故事透露出来的信息：洛阳平民家中备有蜡烛。
《梦粱录》则记载，南宋杭州的年轻人谈婚论嫁，女家收了聘礼后，要在“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到迎亲之日，男方派人各执“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等礼品，“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蜡烛显然是宋人办婚嫁喜事必不可少的用品。宋人婚后生子，为孩子举行“抓周”仪式时，摆出来让孩子抓的物品，包括“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翦、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其中也有“烧香炳烛”。
宋朝都城设有一个服务机构，叫做“四司六局”，相当于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人家若有喜庆欲办筵席，可雇佣“四司六局”承办全部流程。这“四司六局”中，专设了一个“油烛局”，职责即是“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可知宋代一般平民的生活中常常都需要用到蜡烛。
在《梦粱录》记录的杭州“团行”(工商行业组织)中，有“修香浇烛作”，说明制作蜡烛在南宋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在“铺席”(商店)中，则有“童家桕烛铺”、“马家香烛裹头铺”两家“有名相传”的大品牌;《梦粱录》又载，杭州“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可知南宋杭州出现了蜡烛专卖店，蜡烛是市场上常见的普通日用品，不再是贵族豪富专享的奢侈品。
宋朝图像也佐证了我们的观察。黑龙江博物馆收藏的南宋初画院摹本《蚕织图卷》，画的是江南蚕织户从“腊月浴蚕”到“织帛下机”的全过程。我们发现，蚕织户的家具当中，就有一架烛台。
那么宋代的蜡烛价钱几何呢?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价研究》收录了一则蜡烛价格信息：据《宋会要辑稿》，宋神宗年间，朝廷给予官员的奠仪包括“秉烛每条四百文，常料烛每条一百五十文”，可知宋代每根蜡烛的价格为150至400文不等，相当于一名城市下层平民两三天的收入。不过宫廷的蜡烛制作豪华，用料精细，无疑偏贵。坊间民用蜡烛的价钱应当不会这么高。
程民生教授的高足张彦晓提供了另一条宋代蜡烛价格信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哲宗年间，定州采购的防城器具计有“松明一十四万一千六十二斤半，桦烛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五十二条，估定合用物料价钱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七贯二十七文”。如果我们忽略掉松明与桦烛的价差，则可以计算出，每根蜡烛约18文钱，顶多是20文钱左右，相当于一名城市平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显然是一般市民都消费得起的。
不过，点蜡烛的成本还是高于点油灯，一名南宋读书人“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燃灯读书”，彻夜点灯，也才耗油4~5文钱。而通宵点烛，少说要三至五根蜡烛，即需要支出50~90文钱，是油灯成本的10~20倍。
因此，北宋名臣寇准好奢华，家中不点灯，专点烛，便被欧阳修视为是“可以为戒”的不良生活作风：“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亦是寇莱公(寇准)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杜衍)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寇准燃烛的豪迈劲儿，唐朝的杨国忠也许会自叹不如，晋代巨富石崇若穿越过来，见了也会惊呆。但实际上，寇准的个人财富肯定比不上石崇，只不过蜡烛在石崇的时代还是昂贵的奢侈品，在杨国忠的时代也可以用来炫富，而在寇准的时代已不怎么贵重，所以士大夫家庭才能够“燃烛达旦”。
今天，灯烛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寻常之物，但它们背后，也蕴藏着宋朝物质文明演进的生动信息哩。(原文来自凤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