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官员，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怀疑。但解放军进驻南京后所表现出的严明纪律以及良好的群众关系，却令这位驻华大使不得不承认，相比弊病丛生的国民党，共产党的优点不胜枚举。
好奇的解放军闯进卧室
共产党的军队未遭遇任何实质性抵抗就渡过了长江，并于1949年4月23日开进了南京城。早上六点半过后不久，我被卧室开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只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进了房间。我高声质问他们来干什么，士兵闻言退了出去，口中嘟嘟囔囔，似有不满。我从床上爬起来，正想出门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料那些士兵又回来了，还派出一名代表向我解释：他们只是觉得好玩才到处转，并无恶意，希望我能理解。
这时，我的家庭事务主管、年轻的使馆专员艾德·安德堡也被吵醒，冲进来“援救”我，却被赶回自己的房间。受到惊吓的服务人员也出来了，总算把不速之客引了出去。
事情解释起来很简单。这些共产党士兵入伍前是些“山野村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攻进了中国的首都，在好奇心驱使下四处看看风景，也在情理之中。使馆值班的看门人心惊胆战，昏了头脑，没回屋通报就敞开了大门，厨房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后来，我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得知，中共领导对士兵们的做法甚为生气，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
中国共产主义有特殊性
讲到这里，我自然要提一下中国的共产主义以及我与共产党的关系。关于中共的真正本质，讨论起来颇为复杂，亦很具争议性。马歇尔将军当初之所以让我参与组建联合政府，就是因为我比较偏向自由派，并不专门支持某一党派或某种意识形态。许多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也去了“山那边”(加入共产党)，他们的表现令我安心，因为他们都坚信自己是秉持“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宗旨而奋斗。我热爱自由，当然也支持学生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后来，我收到了明确的指示：绝不要以任何方式协助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美国的官方态度就此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的共产主义无疑是马列体系下的一支，但中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和其他因素，它是如此庞大多样，极权手段决不可能覆盖全国，甚至连中共领导人的心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民主主义情怀，这一切会不会令中国的共产主义发生改变?在这波涛汹涌的局势下，至少有一点是清晰不变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
说来也挺讽刺，正是通过争取自由的革命，美国才建立起了真正意义的共和政体，在无数次考验中显现出生命力。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举世皆知，并鼓励中国走上改革的道路。然而近些年，我们却在中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者，为一个反动腐败的政权助纣为虐;那些指责我们的人，反倒是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国共两党反差鲜明
此时此刻，长期以来积郁在我心中的一种矛盾变得越发尖锐，那就是我对中国两个大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部，我有许多私交甚笃的朋友，由衷地敬佩他们。但是，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贪污受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军阀统治，却把后者的恶劣行径继承了下来。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试图通过武装力量以及派遣秘密警察的方式消灭共产主义，但在其内部，腐败现象却没有丝毫收敛。而正是这样一个政府，曾经从美国的海量援助中大肆获益。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杜绝了渎职现象，促使官员和群众融洽相处，党、军的纪律简单务实，而且贯彻得力。所有这些优点在中共进军南京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占领是平静的，几乎没有军人骚扰平民;共产党虽广泛借债，但通常都会恪诺偿还，要不就是做出其他补偿。由于共产党的军队整天在大使馆地界上操练、演讲，我们对所有情况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说明问题的证据简直不胜枚举。
总之，共产党给大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领导的革命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基督教会和其他组织从前也想实现这一目标，但收效实在少得可怜。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为其带来了许多便利，不但组织和发动群众变得更加容易，支持者们也更乐于自我约束。而且，那些富于理想和激情的爱国青年也倾向于共产党。能做到这个份上，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