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公，民间有很多话本，都在颂扬他的忠孝仁义、秉公执法、公正明理，一则“包公铡侄案”表现了他大义灭亲，正气凛然的形象。可是，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包公铡侄在宋朝根本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为宋朝有严格严密的法律审判制度。按规定，法官和事发当事人之间如果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都必须回避，不能参与审判，防止假公济私，徇私包庇。宋朝的司法回避制非常完美，按发官回避、上下级法官回避、负责抓人的缉捕官回避，只要有一点不公平的苗头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所以，“包公铡侄案”是不可能在宋朝出现的。宋朝之后的朝代，几次少数民族当政，国家行政、司法政策打回原形，越往后人们越不知道何为民主、公平。听说宋朝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包青天，百姓愿意听关于他的故事，那些说书人就会刻意编造一些包青天的传说，其中不乏夸张的不符合实际的故事。以讹传讹，“包公铡侄案”就被信以为真的。这既是对前人的推崇，又是对当前政治司法公平的渴望。
无怪后人不了解，在宋朝当法官简直太自由了。曾经有一个大理寺卿韩晋卿将要派去地方管狱事，按例应该觐见皇帝，让皇帝叮嘱勉励几句，可是韩晋卿说：“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岂应刺候主意，轻重其心乎？”国家法度就在那里，裁判公道自有法律准绳，哪里需要我去征询皇帝的意见。最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人并不觉得韩晋卿说错了，皇帝也没有怪罪。可见法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