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朱元璋设定的政治制度存在缺陷——皇帝与大臣沟通需要经过宦官。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朝渐渐形成了内阁帮助皇帝批复奏章的体制。按照这个体制，明王朝的内阁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于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转给皇帝，皇帝看了之后并不发表意见，而是转到内阁，由大学生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返还给皇帝。皇帝要是同意了，就是红笔抄写工整，颁行全国。内阁大学士的意见叫“票拟”，皇帝的御笔使用朱笔，叫做“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基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部门执行。
只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大学士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不知道，他们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像嘉靖万历时期，皇帝身居宫中，大学士数年甚至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比如，朱见深在位24年，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朱见深死后，朱佑樘登基，依然龟缩如故。38年来皇帝第一次召见内阁，大臣第一次见到皇帝真面目，也只是皇帝朱佑樘跟几位大学士谈了些家常就结束了。
内阁大学士及其他大臣见不到皇帝，他们之间的沟通，就需要宦官这座桥梁。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40个机构(12监，4司，8局，16杂房)，司礼监太监仅仅只是40个机构中12监之一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谓太监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中心。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监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处。其次，《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冀分析的，是皇帝不理政事。
明朝宦官祸患最厉害的三代皇帝：明英宗和明熹宗两朝，皇帝幼年登基，难以料理朝政;正德皇帝荒淫无度，不肯料理政事。这样太监便有机会愚弄皇帝，从而窃夺权力。
正德皇帝朱厚照15岁登基，正是贪玩的年纪，司礼太监刘瑾，经常趁朱厚照玩乐时，请他批阅奏折。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而刘瑾等的就是皇帝这句话。从此司礼太监成为皇帝的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凡有奏折，刘瑾先带回家，与妹夫商量处理意见，由于他们胸中墨水少，写出来的批复言辞粗糙，就交给大学士加以润色，然后再呈给皇帝。这样一来，本属于内阁的票拟权就落到司礼太监手里。大学士的发言权就少了很多。到了后来，大学士都是由宦官推荐。
刘瑾之前的王振，早揭开了宦官当权的序幕。英宗朱祁镇继位时6岁，司礼太监王振带他玩，朱祁镇对他很敬重，称之为“王先生”。在能管得住他的张太后死后，王振威风大增，无人能控制他，权倾朝野。朱见深继位后，大太监汪直更是利用皇帝懒得理政的毛病，窃取了皇帝的权力，自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
清朝和明朝的行政制度相似，清朝设军机处帮助皇帝处理政事，也是由宦官在皇帝与军机大臣之间传递。但清朝并没出现宦官专权现象，原因就是皇帝勤政。清朝十二帝，基本都很勤政，经常接见臣下，这样就压缩了宦官弄权的空前。明朝荒唐皇帝多，是宦官弄权频发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