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婚姻，不少人认为，那时男女没自主权，一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此种认识，尽管不能说是错误，但至少是“以偏概全”。
的确，唐宋以前，婚姻嫁娶一般要经过纳采（送礼、求亲）、问名（询问女子姓名、生辰）、纳吉（到女方家送礼、订婚）、纳证（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定婚期）、亲迎（成婚）等环节，古称六礼。到了唐宋以后，六礼已减为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但无论怎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不能见面”等规定，都是政府倡导的；但政府倡导的风俗习惯也开始逐渐动摇，甚至出现了“非诚勿扰”（电视里常见的抛绣球选女婿）以及“万人相亲会”那样的相亲节。
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载：“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两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意思是男子带着礼品到女方家里，或在园圃里，或在湖上，双方见面。桌上，男方放四杯酒，女方放两杯酒，以表示男强女弱。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的背景下，男女青年一生的幸福就这样被决定了。
如果说上面的做法打破了“婚前不见面”，那么，下面要说的“相亲会”，则是对流行几千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
古代“情人节”一般有三个：元宵、上巳、七夕。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传说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这一天，藏在深闺的女子和青年小伙子都纷纷外出踏青，她们在河畔嬉戏、插柳赏花，如杜甫所说“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而男子们也分坐河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以曲水流觞的方式吸引意中人。如果双方对上眼了则一起漫步灞上，折柳相赠，啸声不断。
如果说农历“三月三”是古代白天的相亲节，那么“元宵节”则是古代男女晚上的相亲节。
元宵节晚上，古代青年单身男女走上街头，借赏灯、逛花市的名义，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男女彼此也心照不宣，会用眼角余光偷看异性，心里七上八下，但又憧憬着那份“灯下邂逅”的心动缘分，自有一番“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单身男女一旦看上心仪的人，便会请朋友上前自报家门，如对方也有“眼缘”，那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然后彼此留下姓名、地址———尽管当时没有手机。双方回家后各自禀告自己的父母，于是父母大人便可按照“明媒正娶”的程序，“热热闹闹”而且“严肃认真”地走一下过场，直到把这个“灯下缘分”送到婚姻洞房。
古代还有一个“七夕节”，很多人认为这个也是古代的相亲节，其实，这个节在古代是夫妻节，不过被当下人当成“情人节”来过，实在是谬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情人与夫妻泾渭分明，牛郎织女更像是分居两地的夫妻。
在古代，除了“三月三”、元宵节这样属于普通老百姓的相亲节外，还有一个十分高端的相亲节，那就是“同年大会”，即“新科状元”相亲节，不过这个所谓的高端“相亲节”，是专门为古代权贵们挑选女婿而设立的，尽管如此，这个“高端相亲节”却没有古代老百姓相亲节那样温情脉脉，文明礼貌，而是充满了暴力，有时还上演“全武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唐朝时，每逢朝廷举办科举考试，全国秀才们奔赴长安。发榜那天，参加应试的秀才都挤着去看榜，凡中了进士的，便凑钱一起到当时长安城景致最好的曲江池畔，举行“同年”大会。唐代进士非常难考，报名应试数十万人，最后录取的进士却不过几百人，考上的就显得特别“金贵”，于是，就在新科进士举行“同年”大会这天，城里权贵家的待嫁美女便倾城出动，涌向曲江寻找意中人。如果相中了，就告诉有权有钱的父母安排去提亲，而且大多是当即举行婚礼。不仅王公勋贵这样，甚至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也加入其中，当然皇帝手里有特权，可以在借“赐宴新科进士”之机，为自己的女儿挑选驸马。不过，公主挑选的一般都是状元郎。
但是，每年新科“进士”少，而皇帝、王公贵族以及富豪家里未嫁的女儿特别多，面对如此“僧多肉少”、“供需矛盾突出”的局面，京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在皇帝挑选完后（没人有胆量跟皇帝挑女婿），干脆直接命令家丁们去抢女婿，有的甚至由此还引发群体性斗殴。
北宋首都开封就发生一起，不过不是斗殴，而是“抢错”了，咋回事呢？进士发榜那天，一个叫曾文斌（新科进士）的小伙子正在看榜，突然被十多名壮汉架起来，并簇拥至兵部尚书之家。被架起来的曾文斌既不拒绝，也不喊叫，而是欣然前往。到了部长家，曾文斌才被放下来，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曾文斌听完后，不急不忙地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怎么样？”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由于在“同年大会”相亲节，大多数单身新科进士大多都会被皇帝或权贵们选为女婿，于是，在古代“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总是密不可分，而且自唐朝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