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同情地流下眼泪说：“我说我苦，没有想到你比我还苦啊！”李大钊把话题拉了回来，虚心地向陈独秀讨教：“仲甫先生，你对救国救民有何高见？”
陈独秀慷慨激昂地指出，经过长时间地苦苦探索，他摸索到一条从根本上挽救黑暗到了极点的中国的道路，决定暂时远离“盲动”而从事于扎扎实实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就是重新向人民大众做思想启蒙教育，期望通过发动一次比康梁变法更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以便从更深广的思想文化背景，寻找改造中国的突破口。
这正是李大钊正在思考的问题，他大受鼓舞，情不自禁地问道：“仲甫先生，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陈独秀将他思之已久的想法和盘托出，他主张科学与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应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就应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冲击孔教。
李大钊对此完全赞同：“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够从思想上杜绝帝制思想！”
陈独秀霍然站起，以凌然之气宣称：“大钊先生所言极是，我准备回国后，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高举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引导四万万同胞去战斗！”
章士钊对此惊诧莫名，李大钊惊喜异常，都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陈独秀意犹未尽，以滔滔的辩才继续讲演一般：
“还必须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乃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阻碍中国的革命！怎么办呢？中国要富强，当务之急是进行思想革命，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向着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孔子偶像，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礼教展开猛烈的攻击，进行彻底的清算，使国民性得到根本的改造，政治革命才能有广大国民的积极参加，也只有用民主与科学唤醒青年，去自觉地充任革命的主力军，才能取得胜利！”
李大钊欣然赞成：“仲甫先生说得好极了，但是我们要战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不知先生有何具体设想？”
陈独秀胸有成竹道：“我打算创办一种新型的杂志，名字暂叫《青年》，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到时候二位可要鼎力相助！”
章士钊也毅然做出决定，把《甲寅》杂志从东京带到上海去办，李大钊、陈独秀认为宣传民主与科学又多了一个阵地。
散席之际，陈独秀为四人斟满酒，热情洋溢地提议：“行严夫妇知道，我平日是滴酒不沾的，但是，今天我提议，为了民主与科学，干杯！”
李大钊、章士钊、吴弱男一齐举杯响应：“干杯！”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回国，投入了创办《新青年》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