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捷径：冒籍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风不一，各地及专设学额童试竞争度相差悬殊，这导致考试竞争激烈地区的考生通过冒籍的手段，进入考试竞争相对不太激烈的地区或身份类别的考试体系参加科举考试。
故，清代虽然有严格的预防措施，但冒籍应考还是不可避免。冒籍分为籍贯冒籍、身份冒籍科考两大类。雍正六年，有官员称粤东广州、潮州等府不仅本府内各州县“向有通考之弊”，而且“隔府隔县混入学者甚多”。乾隆十年，江苏官员称该地童试，“率皆彼此通融互考，且有一人冒考数处，或多作重卷数名”。“向有”、“率皆”说明冒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
清代童试冒籍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边远地区更为常见。乾隆二十五年，广西学政鞠恺奏称，本省府县相邻之人冒考固有，不过大部分是外省而来的冒考者，所谓“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省之人冒考广西者尤多”。其它边远地区也大抵如此。这一点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
需要说明的，清廷对冒籍现象也并非一直禁止，对有些地区，特别是文化发达较地区，往往默许这一现象的存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浙江巡抚见它省商籍学额已裁，也奏请将本省的商籍学额裁汰。反倒是乾隆不允，认为“该省人文本盛，应试人多”，“人材辈出”。正因如此，晚清举人钟毓龙为钱塘人，他与堂兄均系冒考商籍，还在回忆录中称杭州商籍为“仁、钱两县人优越之权利”。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清代杭州籍进士较多。
学额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可以说是本着公平的意愿来设立的，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保证了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也能享受到王朝的雨润，同时又制造了新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