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王欣夫批评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新唐书》共计转录韩愈文16篇，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还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功业与孟子“齐而力倍之”，“仰之如泰山、北斗”，这样的过誉，显得不自然。
如上面描述的，作者封建正统思想尤为强烈。《新唐书》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十分反感，动不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恶毒之语呼之。故《新唐书》不可取代《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用《旧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重“春秋笔法”，多用《新唐书》。由于《新唐书》存在不少问题，在颁行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在找出《新唐书》差错的同时，亦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
史学家黄永年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例如柴绍传有‘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这‘缭其背’是什么意思呢?查对《旧唐书》，原来写的是‘绍引军直掩其背’。因宋祁嫌它不够古，所以硬用这个‘缭’字来替换‘直掩’，‘缭’是绕的意思，用在这里确实很奇，同时又很涩，因为使人读到这里就得打住，无法念下去。再如《旧唐书》的玄宗废太子瑛传有‘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几句话。宋祁却改成‘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这个‘揠’字本是拔的意思，宋祁用在这里当‘助长’‘迎合’来讲，确实够奇，不对照《旧唐书》谁又能看懂呢”
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