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和“厂卫”如此嚣张，不能不说是明朝恐怖政治的制度的恶果。《明史?刑法志》介绍了“厂卫”历史。明太祖时曾由锦衣卫办理过案件，后来禁止了。明成祖在北京起兵，刺探南京皇宫内部情况，多利用建文帝的侍从人员。所以，明成祖即位后，专门依靠太监，在北京东安门北边设立了东厂，委派宠臣作主管，负责秘密侦查阴谋叛逆、造谣惑众等重大恶性案件，同锦衣卫的权力相当。明宪宗时期，下令设立了西厂，参与办案。到天启年间，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主管东西两厂后，锦衣卫与东西厂常相勾结，狼狈为奸。明代的“厂卫”名义和权力有过更换，但作为皇帝私人的特权侦探机关，监察侦伺一切官民的特务性质没有变过。吴晗先生在他的《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一文中指出：厂卫是凌驾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加以刑讯判罪和行刑的最高法律以外的权力。厂卫如此 “层层缉伺，层层做恶，人人自疑，人人自危，造成了政治恐怖。”
明代皇帝设立“厂卫”，源自对自己统治的危机感。如吴晗先生所说：“在旧式的政体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环的一特殊集团的利益，比较被统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远是在危险的边缘，尊严的神圣的宝座之下，酝酿着待爆发的火山。为了家族的威权和利益的持续，他们不得不想尽镇压的法子，公开的律例、刑章，公开的军校和法庭不够用，也不便用，他们还需要造成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侦探，来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
宦官专权与特务统治的紧密结合，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厂卫”横行，不仅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人人自危、人人侧足的恐怖气氛，而且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厂卫威权日盛，使“厂卫”二字成为凶险恐怖的象征，破胆的霹雳。统治者企图倚仗“厂卫”消除孤立自危心理，维护统治地位，只能是养虎遗患，贻害无穷。正如《明史》所说：“然帝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浦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