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榜的极盛与速朽
庚子年后，李伯元停开花榜，花榜之举非但未因此减色分毫，反因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得各路洋场才子纷纷跟进。
清末上海报人与妓女的狂欢，在李伯元之后进入了高潮。一批效仿《游戏报》，专登青楼妓寮消息的小报相继创刊：1901年的《春江花月报》、1902年的《娱闲日报》和《花天日报》、1903年的《花世界报》，还有《闲情报》《娱言报》《乘风报》等。
这些小报几乎原封不动沿用李伯元“花榜-武榜（艺榜）-叶榜”的模式。为了敛财，有些小报甚而一年中开夏秋两榜。然而，花榜毕竟是无聊文人的余兴节目，不得长久，由极盛到末路也不过几年时间。而花榜越开越频，花魁越选越多，已有泛滥之势，沪上诸君渐不觉新鲜。
诸小报为求生计，私下为妓家大开方便之门，也助长了选花榜的贿选之风。对贿选，李伯元在初创花榜时便有所警惕。他曾听说以前有某家报馆拟开花榜，先派访事人到各弄各里抄写妓女姓名，该访事人乘便向妓女索贿，每家自一两元至数十元不等。对此类行径，李伯元深以为不齿：“不特有坏名声，且亦大负该报馆主人之初心。”
为表明公正，他在开花榜时特别强调：“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投函）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定。”果然，他所办的几届花榜皆以规矩严密而为后世的上海老文人啧啧称道。而庚子年后，报社以花选之名向妓女索贿，已近惯例，丝毫不以为耻。
落到这般境地，花榜已沦落为妓女的变相广告，开花榜的小报也降格为引导消费的指南。因花选含金量大为下降，一些妓女也不屑于花魁之名。
1919年，当类似的花选再启时，有个妓女因嫌破费，拒绝了“花国总统”的头衔。此举应是实心实意的退选，并不是10年前金仙宝的以退为进之道。
早期的花榜，虽然内里是报人和妓女间精明的利害计算，表面还不脱传统士子文酒雅会、诗文相娱的游戏趣味，至庚子年后则蜕变为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文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在职业上依靠市场维持，以其脑力为各行各业服务。
因而，在花榜兴盛的短短十年，上海文人从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变成了与上海妓女平起平坐、共谋生计的生意伙伴。清季上海的花榜选秀活动不仅是一次娱乐业的集体狂欢，也见证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