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学为其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40岁的陈寅恪为此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此碑由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字样。陈寅恪所撰纪念碑文意味隽永、传诵已久，文中的那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成家喻户晓的王氏生涯定论。
但王国维的墓志铭，并不是此纪念碑铭;后世读者则往往将其与纪念碑铭相混淆，经常有将陈氏文句当作王氏墓志铭征引者，令人啼笑皆非。纪念碑是地面建筑，竖立于地表，供后人凭吊追思之用;而墓志铭则是与逝者同埋于地下，作为其生平概略的重要记载物，是深藏在墓穴里的。纪念碑铭是一回事，墓志铭又是另一回事。那么，王国维的墓志铭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这还得从其自沉于昆明湖后遗留的一道密折说起。
原来，王国维死后，除了内衣口袋里的那封遗书之外，还给已从紫禁城“移驾”天津租界里的溥仪写了最后一份奏折。溥仪数年后回忆说，看到该奏折时，笔墨劲练，确属王国维笔迹，但后来一想，一个将死之人怎么会写出这样工整的奏折?他后来得知，这份奏折是王国维请罗振玉代为缮写的，这属于“口述史”类型的二手资料，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又有罗氏后人站出来说，这份奏折是罗振玉命其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笔迹而作，则不但可信度已降至最低，甚至于还顶着“欺君罔上”的罪名来了。无论罗氏后人的说法是否可信，可以理解的是，之所以弄出这样一份奏折，或许纯属王、罗二人交谊使然，为的只是给已死的故友捞一个御赐的“谥号”。当年罗振玉递上这份奏折之后，谥号“忠慤公”也就特批了下来，照例得到了皇室的抚恤金，生前清贫窘迫的王国维之身后事，也算是有了着落与名目。
杨钟羲撰文、袁励书丹、文楷斋宋德裕刻石的王国维墓志铭，也就在此时诞生了。与两年后陈寅恪等学界人士营造的王国维纪念碑不同，墓志铭撰书者均为王国维在溥仪宫中任职时的同僚，其内容虽然也阐述了王的学术成就，但更着重于其人格与学术的本源——君臣大义。这方墓志铭的内容，对于研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清末遗民心态以及这一群体的学术旨趣之所源，无疑还是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的。墓志原石现已不知去向，只有拓片尚在民间流传。
从这方千余字的墓志铭来看，王国维之死，在前清遗老群体中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无论从士大夫的道德情操来追索，还是从文人学者的志趣情怀来考察，王皆以一己之死，完成了君臣大义，完满了文士德行。墓志铭赞扬其“山夷海竭，其志不欺”是称其生前大节不亏、忠贞不贰;赞扬其赴死之举将“文人无行，一雪斯耻”，这就是要尽扫近世文人的功利面目，以王的大义之举来重新树立文士之道德楷模了。
撰写墓志铭的杨钟羲(1865—1940)，其先祖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间改为汉军正黄旗，世居辽阳。姓尼堪氏，原名钟庆，戊戌政变后改为钟羲，冠姓杨，字子勤、子琴，圣遗、芷晴，号留垞、梓励，又号雪桥、雪樵等。他是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又任国史馆协修和会典馆协修。历任襄阳、淮安、江宁知府。辛亥革命后，蛰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寄情文史，著述颇丰，尤以四十卷《雪桥诗话》闻名。陈寅恪和胡适等近世学者，都特别看重《雪桥诗话》这部著作。陈在给吴宓的信中评价《雪桥诗话》说，“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书虽诗话，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皆寓焉。”而胡适在日记中也提道：“杨先生是位遗老，故他的诗话重在掌故……这部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