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与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会大搞文化沙龙，又随着政治空气的窒息，关注时政的黄老逐渐滑向了谈虚论玄，道家由“外王”转向了“内圣”，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对于“黄老之学”，有个不太雅致的说法，叫“君人南面之术”，相当有法家的感觉。事实上，《老子》对法家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韩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两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讲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术。这门学问还有个名字，叫做“道论”，可见它和道家的关系。君人南面之术，顾名思义，就是教人怎么做领导，怎么搞政治的，属于古代的行为组织学
《管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 ，而《隋书·经籍志》则改列法家类。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觉得在汉初各派之间并非那么壁垒森严，这和春秋战国时代实在是大为不同了。比如，当时的青年俊彦贾谊在谈到儒家“别尊卑”的礼治思想的时候，却离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话，说：“《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如果放到《论语》或者《孟子》里边，一点儿也不显得扎眼。
《管子》虽然托名管仲，学者们却几乎没人认为它真是春秋时代的著作，而把成书年限推定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郭沫若在《艺文类聚》里发现了一段话，和《管子》所载几乎是一样的内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测，“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这位周容子夏，写作时间则应该是在汉朝吕后当政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论断的话，再联系起《汉书·艺文志》里边的作品分类，那么，西汉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经隐隐出现了一个轮廓。
《管子》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管子》以黄老道家之道为基础以其开放性,在理论上解决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使得道融汇诸家理论,《管子》黄老道家通过一系列环节论证礼、法出自于道。在道与名的融合中,《管子》黄老道家提出“名生于当”的命题,而“当”也就是道的别称。《管子》黄老道家从名的根源与制定名的圣人两个方面论证“名”是“道”的显现,从而最终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正是《管子》黄老道家之道的开放性,使得《管子》黄老道家在理论上可以融合百家。《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黄老学说，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次著录《管子》的《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类,《汉书·艺文志》是依据《七略》而来,故最早将《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刘歆。不仅于此,据说在宋版《道藏》中,《管子》还曾一度被收载,成为道教经典。
《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非其政治学说的全部,礼学、仁义同样为道家所重视,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特别提及了道家学说的一极端发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对道家的思想特征有比较详尽阐释的还有稍早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将当时“务为治者”分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他对其中的“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赞赏认可态度。他总结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征:1、融合兼具诸家之长,“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无为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指约而易釆,事少而功多”;3、善于变易,“无成执,无常形”,与时迁,与物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②如以司马谈和《汉书?艺文志》所论述的道家特征去比对《管子》,确有许多符应之处,比如“无为”政治,重礼、法,因人情等。另外,从现存《管子》76篇中,论“道”的就达65篇,“道”字共出现了 486次这一现象,也能作一说明。“虚无无形谓之道”(《心术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内业》),这是以虚无为本之道;“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这是在讲存亡之道;“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乘马》),这是君王南面之道;《内业》、《白心》、《心术》上下等篇,教人怎样“修道、得道”,马非百认为“内业”就是今天之气功气。
《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将《管子》列入法家,以后的历代官志著作都承袭其划法。出现这样变化的原因,跟道家学说自身的兴衰变化有关。《管子》中论“法”的篇幅仅次于论“道”,,至魏晋南北时,老庄之道又逐渐成为道家正统,那么含杂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划出道家,划入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