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作者为清朝石玉昆，是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
时代背景
宋时代，市民阶层已正式抬头，而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对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做了很大的让步，因此一般士人在市民阶层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大批爬上政治舞台，分享了政权。所以从历史上看，北宋的贤士大夫的人数相当多，如范仲淹、韩琦、包拯、欧阳修、直到王安石、苏轼，尽管政见各有不同，但立朝都以清明正直著称，在政治方面都力图有所建树，特别是他们都一致关心民生疾苦。其中的包拯则更是几百年来民间盛传的清官典型。《三侠五义》选择了这一时代作为全书的背景，并以包拯的事迹为原型，反应了这一时期劳苦大众人民对清明政治的追求。
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的市井细民而言，他们听说书、读小说是为了娱乐、消遣，那些情节惊险曲折、悬念迭出、离奇刺激的故事更适合他们的口味。因而说书艺人为吸引众多听众，在讲述故事时必须尽量满足听众当时的审美需要——豪侠们多是武功超群、身手不凡、行踪诡秘、来去无迹的人物;侠义之士又常剪恶除奸， 救人于危难，身处险地，面临着生与死的较量和抉择。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惊险程度和刺激性。
然而这些故事多不见于史书记载。《宋史·包拯传》只记载了他的一件断案故事：“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立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如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三侠五义》中的包公不但能审民间各种民事、刑事案件, 而且能断阴阳，审冤魂怨鬼，“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及清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包公被塑造成了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神人、法师，可见说书艺人面对广大听众的过程中力求将包公判的本领夸大乃至神化，追求故事奇异的效果，并没有太多地顾及历史的真实性。
人物原型
作品的原型包拯为北宋庐州(今合肥)人，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枢密副使等职，以刚正不阿著称。宋元以来有以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出现，多是民间传说，掺杂冥灵迷信荒诞不经的内容。
《三侠五义》中详细介绍了包公的身世、开封府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三口铜铡的由来，开封四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来历，开封师爷公孙策的来历，展昭、白玉堂等人的来历等内容，并有大量包公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最为饱满，因而得以更广泛的流传，把包公的形象推向顶峰。
版本发展
《三侠五义》最初版本为石玉昆的说唱《龙图公案》，今犹有传抄本，时在嘉庆年间已经风行，唱词甚多。后有人在此基础上，删去唱词，增饰为小说，题《龙图耳录》。
光绪五年(1879)，石玉昆加以修改润色定稿印刷发行，更名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共120回，卷首有问竹主人(石玉昆)序及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二序。[4] 光绪十五年，近代学者俞樾认为此书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遂“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撰第一回。又以三侠即南侠御猫展昭展雄飞、北侠紫髯伯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合为一侠，实为四侠，增以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为“七侠”;原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改书名为《七侠五义》，重新作序刊行。但此改动遭到文学界和曲艺界的双重质疑。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佚札言：“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
1925年，由俞平伯校点、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三侠五义》选用原本，是该小说流传以来最优秀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