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们在组织力量对吐峪沟出土的众多文物文书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它。”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王霄飞所看重的，就是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
写本是指成书时手写形式流传的古籍，以此区别于刻本。这件残卷写本1981年出土于吐峪沟石窟，是目前学术界所知数十种《大唐西域记》中年代最早的写本。著名学者、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原局长柳洪亮在1997年出版的《新出吐鲁番地区文书及其研究》中，对此进行了首次披露。然而，这一事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近期的研究，为人们理解《大唐西域记》提供了注解。
《大唐西域记》的出现
《大唐西域记》又称《西域记》，共有12卷，是由唐代僧人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撰文，系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贞观二十年(646年)成书。书中记述了玄奘贞观元年(一说是贞观三年)到贞观十九年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亲历28个城邦、地区、国家的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是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
这件《大唐西域记》残卷写本出土时，高16.5厘米，长19.5厘米，整卷残缺近三分之一，正面裱糊有其他文书。残存10行文字，字体娟秀，年代为贞观二十一年至永徽二年期间写本。残卷文字属《大唐西域记》卷七《战主国》条下。
目前所知的《大唐西域记》的古写本多达数十种，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又被翻译成法、英、日等多种外文译本。在此写本发现之前，年代较早的古本为敦煌写本，存卷一、卷二、卷三，都是残卷，书法非出一人之手，不是同一写本。其中卷一、卷三藏大英博物馆，卷二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敦煌本的年代为公元八九世纪期间，即成书以后100多年的写本，是此写本发现之前《大唐西域记》最古的本子。日本所藏古写本和高丽藏本，都远比敦煌本晚。
而吐峪沟石窟寺出土的写本字体娟秀，书法胜于敦煌三种写本。
《大唐西域记》刻本年代最早的有北宋崇宁二年福州等觉禅院刊刻的本子，仅存卷四，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此外还有日本东寺观智院所藏北宋刻本。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本子，内容都是相同的，文字间有差异是由于当时古书传抄出现错讹的一般规律所致。
《大唐西域记》怎么来到了吐鲁番
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研究认为，《大唐西域记》最早写本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石窟寺发现，与玄奘和高昌王室麴氏家族的关系有关。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一》记载：唐贞观元年，唐朝高僧玄奘为求取“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真经，只身一人历尽艰辛，跋涉万里，从长安前往佛教发源地。当吐鲁番最高统治者高昌国王麴文泰听说玄奘即将到达伊吾(今哈密)时，立即派人前往迎接。
玄奘本意向北取道可汗浮屠(今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无奈高昌国王的盛情难辞，于是折向南行。当年玄奘到达高昌城后，受到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热情款待。麴文泰将玄奘奉为上宾，安置在“重阁宝帐”中，对他充满敬仰之情。
作为信仰佛教的国王麴文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挽留玄奘。玄奘明确表达了自己不会改变西行求法意志的态度，并决定采用绝食的方法以示心明。最终玄奘与麴文泰一起到佛祖面前去礼佛，结拜成为兄弟，再次确认“任师求法”。
麴文泰提出：唯一的愿望，就是你取经回来之后，请务必再取道高昌，到时候在高昌停留3年，接受我的供养。玄奘不仅允诺，而且在麴文泰为他准备行装的这一个月期间，接受他的邀请，在高昌讲解佛教典籍《仁王般若经》。
玄奘每次开讲之前，麴文泰都亲自手执香炉，在前导引。玄奘讲经需要升座，所谓“升座”就是要到一个高座上去跏趺(盘腿坐着)。麴文泰就会跪下，让玄奘踩着他上座。
麴文泰不仅专门为玄奘剃度了四个沙弥来伺候和照顾他。还为玄奘准备了大量的物品，并派出一个名叫欢信的殿中侍御史，护送玄奘到叶护可汗衙。准备了二十四封书信，给玄奘西行路途中要经过的二十四个国家的国王，请求各国国王给予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协助，使玄奘顺利地通过了西域各国。
玄奘离开高昌时，两人抱头痛哭，“伤离之声振动郊邑”，异常感人。
据史籍记载和专家考证，玄奘在印度取经归来到达于阗时，本意向北赴高昌国，履行他对高昌王麴文泰的承诺。然而听闻高昌国已灭，麴文泰去世后，带着忧伤向东返回长安，书写了他的取经历程，即《大唐西域记》。
陈国灿教授认为，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记》期间，麴文泰的后代麴智谌正被安置在洛阳居住，并即将上任西域最高统治者。玄奘向他赠送写本，既了却了麴文泰的心愿，又尽到了弘扬佛法的职责，这就有了最早写本藏于吐峪沟石窟寺的现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