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庆历四年(一○四四年)和西夏的战争结束之后，边防形势趋于缓和，太平日久，禁军骄奢之风渐盛，战斗力越来越下降，为实施更利于实战的军事配置，也有必要减少在京禁军数量。王安石且认为：“宗庙社稷之忧，最在于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这是他对包括京城禁军在内的募兵的认识，为此他一方面对禁军简编并营，裁汰老弱，进行“减肥”;一方面大力推行保甲法，在京城，也以经过训练的保甲来替代负责治安守卫任务的巡检司募兵。经历禁军改革后，到元丰末年(一○八五年)，在京禁军数量减少一半，为二百七十八指挥，约十一万人。但据熙宁九年(一○七六年)的昭书说：“京师兵马，比元拟留十万人数已甚减少。”可知熙宁末年开封禁军人数已不足十万，连同家属已跌破四十万，在京城总人口中已是少数。禁军实行并营后，不少军营空闲、废弃。其时经济统制稍为宽松，民间经济开始复苏，对城市土地需求增加。在废弃军营的旧址上，建起了寺观、官员邸宅，也盖起了各种商铺、酒楼、货栈，变成了商业用地，促进了开封商业、手工业与大众文化发展，商人、市民数量迅速增加，形成了新的商业消费城市景观。这是开封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到徽宗年间，虽然缺少关于京城禁军人数的官方资料，但野史中有记载。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载有：“国朝旧制，殿前、侍卫、马步三衙禁旅合十余万人。宣和间，仅存三万而已。京城之破，多死于敌。”这是南宋时代的记载，可能为突出徽宗宣和年间禁军数量太少，导致日后被金兵破城的结果而有所夸张，但徽宗朝在京禁军数量比熙宁末年还要减少则是无疑的，推算约在五万至十万之间，取中间数只有七万左右，连同家属二十多万人，且部分驻扎在城外。这一时期开封总人口达一百三十多万，禁军及家属占首都总人口比例进一步下降，开封城内的禁军军营在整个城市景观中确实已不起眼了。开封业已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繁荣、流通发达、行业俱全的消费中心都市。不仅白天如此，“夜禁”亦被取消，作为商业消费标志之一的开封夜市，这一时期也彻夜灯火通明，越来越繁荣兴旺。
因此，完成于徽宗时代的《清明上河图》画面中不见禁军及军营的踪影也就毫不奇怪了，此画是画家受宋徽宗之命而作，其意是要展现“太平丰盛”的盛世景象，画家精心选择开封东南部汴河一带的若干景观，加以艺术结合，展现的正是徽宗朝开封的繁华景象;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南宋时期追忆徽宗年间的东京盛况，主要记载开封东南部商业区和庶民居住区的繁盛情景，何况那时京城禁军数量已大为减少，因此《东京梦华录》也没有多少关于禁军的详细记叙。至于《水浒传》中写高俅担任太尉率领“八十万禁军”的盛况则纯属移花接木，时空大转移，将大宋初期和中期的禁军之规模挪到徽宗一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