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宰相五更便要早朝，逢上节假日，则可以略睡个懒觉，到天亮时再赴中书省办公。虽然只是晚去了两三个小时，但对日理万机的宰相以及排着队等待跟宰相汇报的百官来说，影响颇大。
欧阳修的女婿庞元英写过一本《文昌杂录》，说有一年冬至，按例放假七天，宰相一连七天都是到了天明才上班。当时已经身居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的包拯，觉此旧习实在影响政务效率，便给皇帝进言说：“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只给假五日。”
宋仁宗觉得有道理，表示同意，宋代一些节假从七天缩为五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包拯公心一片，自己也十分勤政，不然在后来的民间戏文中也不会被美化为“日断阳，夜断阴”，忙得连轴转。不过，由于假日较多，都市文化发达，休闲之风日盛，整个宋代官员特别是京官的“优游”之风，却是难以扭转的，即使是在失去了半壁江山、士大夫满腔亡国之恨的南宋，官员散漫之风依旧。
明初杨士奇等人编有一本《历代名臣奏议》，其中不乏南宋官员描述当时百官“尽其官不履其职”的散漫情况。南宋初年，以直谏不讳知名的侍御史王十朋上了一道奏折，说如今边疆不稳，正是我们君臣戮力同心兴国立业之时，但朝廷仍然遵循以往的休息惯例，“假故稍多，有妨机务”，所以恳请圣上您天不亮就坐朝，天黑了再休息，节日放假的时候也最好在便殿里坐一坐，接见一下官员，早来晚来都行，只要来。这样政令可以“即时施行”，能够“事务不废，共致中兴”。
假多、效率低下是全体官员的事，但王十朋很清楚问题的关键，皇帝勤快了下面人自然不会懒，所以建议首先改变习惯的是皇帝。当时还有个叫罗愿的地方官，话也很直，听闻朝廷要增设中秋节假期，便上书说，陛下已经当了十七年皇帝，虽然勤勉有志，但功业未成，原因是“日力多有所弃也”，时间没有用足，查看官员的打卡记录，“一月之中，休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余日”，这种状态怎么会出活儿?如果再增设节日，“奉虚名而妨实事”，实在是挥霍祖宗的基业，正所谓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等天下富足太平了再休暇也不迟。
这两位官员谏言的对象是宋孝宗赵昚[shèn]，是个能听进话的君主，其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打回开封，在内政上整顿吏治，裁汰冗官，百姓生活相对富足，史称“乾淳之治”。但随着局势稳定，南宋大部分时间，官僚们又照搬起汴州的旧习，日子过得颇为宽裕。
就休假而言，这是古代公务员们的最后一段幸福时光，因为从元代开始节假锐减，优游之风也被荡然扫除，明清两代，假期也少了很多。
元朝假期比唐宋缩减一半
公元1264年是对忽必烈极其重要的一年，经过四五年征战，他终于击败了另一名汗位的竞争者，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此时，南宋政权已经岌岌可危，还在勉强享受在临安的最后十几年光景。解决了内患的忽必烈，开始从容谋划新秩序，其中，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项，就是官员休假制度。
这年八月，忽必烈颁布了一道规定：京府州县官员，每天必须“参议词讼，理会公事”，但“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贰日;元正、寒食，各叁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壹日”。
忽必烈是接受汉文化的，宋朝灭亡后，元朝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也沿袭了唐宋“十日一休沐”的旬假制度，不过，节假骤减。从这道规定中可以看出，天寿是皇帝生日，其余节假则是传统节日，假期加起来共16天，加上旬假36天，元代初年的全年公休假期只有52天，比宋朝少了一半还多，并且“公务急速，不在此限”，遇上急事就不能放假了。
这条规定还涉及官员病假，如果在外地出差病倒，要通知当地政府验治，病好了之后还要带着病历本回来。
八年之后，也许是病假已经成为被官员用作偷懒的借口，朝廷又规定，凡官员请病假的，只要病休超过一百天就停发俸禄，而自停发之日起，无论官员身体状况如何，限十二个月内必须归队。假少了，病假也不好请，官员们难免有意见。到了1277年，根据中书省的建议，忽必烈又颁令将旬假每月三天改为五天，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和乙亥日休息，接近了汉代五日一休沐的频次。
值得一提的是，元政权在草创时期是没有丁忧制度的，后来对于大量汉族官员父母去世丁忧的传统，给予默认，汉族官员丁忧者可以向朝廷请假，给假后方可离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政府对丧假做了正式规定，“祖父母、父母丧假限三十日，迁葬祖父母、父母假限二十日”，并且，官吏如果犯了事，如果正赶上父母身故，可先丁忧，之后再追责。
到了后来，一些汉化较深的少数民族官员也开始丁忧。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到了元代中期，元政府还专门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能仿效汉族丁忧。
明清长假都集中在冬季
明代的假期比元朝进一步减少。太祖朱元璋整顿官吏用典之重令人瞠目结舌，洪武四大案几乎杀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官员，他对官员的休假也是极为苛刻的。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让人“考古休沐假日”，考察前代做法的结果是决定百官“每月五日给假”，不是每月给五天假，而是每月五号放一天假，全年只有十二天。
与这些假期相匹配的考核也很严格，当时的地方官衙“侵晨署事，日入方散”，官员们不仅披星戴月上下班，署衙中的典吏兵卒，也要在出勤簿上上班“画卯”，下班“画酉”。
节假方面，明代大部分传统节日的休假都被取消，只剩下冬至、元旦(正月初一)、元宵节三节有假，冬至放假三天，元旦放假五天，元宵节则从正月十一开始放假十天。在明宣宗朱瞻基执政期间，这位喜欢各式休闲娱乐活动的皇帝较为体恤下属，曾经多次延长冬至和元宵节的假期，比如宣德四年元宵节，“特赐百官节假，自正月初一日至二十日，饮酒为乐”，把元旦和元宵搁一起放假二十天，在宣德九年，更是将元宵假延长到近一个月。不过，这些延长的节假多为京官才能享受到。
明朝在冬季的长休，到了清代演变为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正式打通的封印长休制度，官员把大印封存起来各回各家，一下休息一个月。官方的封印时间，一般是在年末的腊月十九至二十二，开印时间是正月十九至二十二，具体时间，由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选出吉日颁布天下。所以，明清两朝，官员们在岁末年初都较为轻松，不过清朝的长假后来滋生了不少社会问题，一些地痞恶霸趁着“政府空白期”为非作歹，让地方官在休假和加班之间颇为纠结。
到了清末，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礼拜天”一词开始流行。而西方人在中国所办学校中实行的星期日休息制，后来扩展到整个社会，在辛亥革命后进一步形成定式，沿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