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吕后的手段并非首创。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就搞过“限民名田”，限制每家每户的不动产数量：你可以开荒，也可以购买，还可以继承，不管从哪个渠道获得房屋和耕地，你的不动产都不能超标，老百姓不能超标，官员也不能超标。当然，官员的指标要比老百姓大得多。打个比方说，普通市民只能拥有一套房，敢买第二套房就给你充公，市长大人却可以拥有三套房，有了第四套才算超标。
商鞅搞“限民名田”，吕后搞“名田宅”，都是为了限制兼并，都是为了实现平等。问题是，这种政策本身就体现着不平等：彻侯爵位高，盖房占地可以是平民标准的一百多倍;小民没爵位，盖房占地不能超过三十平方步。地位高的人，可以拥有三套房;地位低的平民，只能拥有一套房。如此等级鲜明地按乌纱帽定指标，哪有平等可言?
不过我想古代老百姓也不在乎这种不平等。第一，他们钱包不鼓，就算朝廷允许他们超标，他们也买不起更多的房子和土地;第二，古代中国本来就是等级鲜明的“礼制社会”，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不平等。
老百姓难以忍受的不是买房指标上的不平等，而是赋税上的不平等。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老百姓缺钱少地，一直要缴纳赋税;贵族们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却不用缴纳赋税(宋明两朝极其短暂的变法时期除外)。劫贫济富，夺不足济有余，这种不平等真正让老百姓有了切肤之痛。
人类天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朝廷制造出一个不平等，老百姓会想方设法帮自己寻找平等。他们或是通过科举或者纳捐来跻身于贵族阶层，或是在名义上把自家不动产过户给贵族。
比方说吧，张三是老百姓，买了一套房子或者一块地皮，产权证上本来该写张三的名字，可是张三不干，他非要找到贵族李四，跟李四死皮赖脸，磕头作揖，求爷爷告奶奶，把产权证上的名字填成李四。搁现在，这样做简直疯了，可是古代老百姓确实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从此以后就再也不用交房捐和服劳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