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因为出家当过和尚，深切体会到宗教作为宣传、动员工具的威力，所以明太祖对宗教的管理颇费了一些心思，欲以“神道设教”，将僧道纳入儒家的等级制度。所以明太祖对寺庙和僧人的种类、财产、职责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首先是用行政命令将天下寺院及僧人划为禅、讲、教三类。禅者，禅宗一类；讲者，重研修佛教义理的天台、华严诸类；教者，诵念真言密咒，演行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之僧众也。三类僧人都要参加国家考试，合格后才能发放度牒。其中，演行瑜伽法事的教僧，考试不考经律义理，只考现场演行法事及经书背诵是否熟练准确，门槛并不高。
其次，明太祖又对寺庙做了一系列规定。寺庙必须有一名砧基道人，负责处理寺院的钱粮出纳、官府往来等俗务，禁止僧人奔走于外，与官府交结。除非游方问道，禅、讲僧是不许随便出寺的，不可散居及入市村，必须与日常社会保持距离。但教僧因为要做法事，是可以随意与世俗社会接触的，出入市镇集市也不会有任何麻烦。同时，虽然明太祖在《申明佛教榜册》明确规定了做法事所需各类物品的价格，和法事本身应收取的费用，但在现实中，这是无法监管的，实际收费可能远高于明初的规定。
在明朝，教僧这类专门做法事的“赴应僧”成了普通人接触佛教的主要窗口，他们与世俗接触紧密，因此一言一行都容易被世人看到，其中的劣行也就传播得比较广。教僧所在的教寺数量庞大：“全国的寺院数及三派的比率虽是不祥，而由现在的明代地方志书来看二三地方的比率则如下：湖州府，教寺三十七，讲寺六，禅寺二十四，所属宗派不明十七，总计八十四寺，所归并的寺院庵堂二百五十一寺；姑苏府，教寺七十一，讲寺二十三，禅寺三十一，所属宗派不明六，总计月百三十一寺，所归并寺院五百五十八寺。”（转引自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而明朝又有规定，僧数不满三十的寺要合并或撤除，由此可见教僧数量之巨。
这样一类僧人，不用精通经律义理，考试相对简单，又与世俗接触紧密，法事收入也不低，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其中一些作奸犯科之辈就慢慢败坏了僧人的名声。而这种负面评价恰恰是官方所乐于看见的。